翻电Special 不是这个方法 | 评项飙《把自己作为方法》 VOL.34
我们来聊一本书。
这本书最近非常火。
火的原因是因为这位学者真的非常的火。
这个学者火起来，是因为从去年他上十三邀开始。
他在里面提出了一个非常吸引人的概念，就是那个“附近”。
从这个概念开始，项飙走入人们的视野，慢慢变成一个在今天影响力很大的公共知识分子。
那么，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在今天的环境之中，确实出来发声的知识分子数量非常非常少。
绝大部分在高校体系内，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的知识分子，都并不做面向公众的表达。
如果比较有水平的知识分子面向公众表达，一般都会比较吸引人。
尤其是十三邀这个平台，确实有很多知识分子在这个平台之上获得了他们跟公众接触和被公众喜欢的机会，包括陈嘉映、项飙，都是这样的。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项飙在今年就推出了这本书。
当然，这本书本身不是因为十三邀才有的。
其实这本书早在2017年，他们就在做这本书，就这本书的一个访谈者吴琦与项飙就在开始访谈。
所以这本书有些日子了，其实跟十三邀并没有那么直接的关系。
那么，这本书就叫做《把自己作为方法》，它是一个对话集，最近也比较受欢迎，很多人在读。
因为疫情期间，其实项飙与陈嘉映也就《把自己作为方法》有一个线上的讲座，但那个讲座我并没有听过。
所以说，就是因为各种观点的原因，这个就是2020年比较受人关注的一本书，就是受那种对于知识、学术相对比较关注的人，可能都知道这么一本书。
再加上这本书的名字《把自己作为方法》，它其实也特别踩到今天的关注点上。
这个有点像福柯讲的自我技术，因为饭连台之前做自我技术，大家都都很感兴趣。
也就是说，自我、方法、自己、技术等等等等，这些跟大家关注很相近。
所以说，这期节目就是来讲讲这么一本书。
当然，从标题之上也知道我对这本书持批判态度为主。
标题就叫做《不是这个方法》。
所以说，我对这本书如果有一个整体评价，我的评价就是，这本书是我们对于一切空洞说法厌恶之后一种因噎废食的状态。
就这本书的反思对象是特别特别真实的。
也就是说，这本书本身在切切实实的反对一些东西，包括空谈、过度概括等等等等，都是这本书在反对的。
但是，我们都，其实上两期节目我们也在讲一个类似的东西，也就是有个坏东西，对这个坏东西的反对可不一定是好东西。
我还是想取那个，一直以来我们都特别想取那个例子。
那今天，我们对于中国现在的教育制度是深恶痛绝，这个教育制度几乎到每一个细节我们都反对。
所以说，现在这个教育制度当然有很大很大的问题。
那么在这个问题之上，我们就有很多表象反对。
就比如说，这个教育制度是应对考试的、以考试为核心组织的，我们就发明一个概念叫素质教育。
这个教育制度让人很压抑、让人很不开心，我们就发明一个，那叫快乐教育等等等等的。
但我们也知道不管是快乐教育还是素质教育，其实在今天的，这两个概念都很空洞，它本身的也不能够支撑我们对于教育开展的一个想象。
那么今天也是一样，也就是说，这本书里面所展现的那种，把自己作为方法，用于反对那种他人的空谈、他人所构筑的系统本身，并不是一个好的路径。
实际上，把自己作为方法，很像独立思考、批判性思维、要有自己的观点，在某个角度之上跟这些有关。
就是在某个角度之上，不管是这本书里面的某些内容还是这个标题本身，也都与这样的联想有关。
对于批判性思维、独立思考，这个是本身的空洞性，实际上我们在《个人主义和平民社会》里面已经批判过了。
所以说呢，这本书我的整体评价呢，就是它是一个因噎废食的状态，它是对于一种确实存在的问题的一种表象反对。
这个表象反对呢，带来的问题要比实际它带来的帮助要大得多。
所以说，如果举个俗语啊，来讲我对这个书的评价，就这个书呢，就是倒洗澡水连孩子也一并倒掉这么一个状态。
所以说，这本书呢，我觉得它有一个核心的问题在于它的言说对象。
呃，项飙嘛，本身是一个学术圈内的人。
那么在学术圈内呢，他获得了非常非常高的声誉，现在也有非常非常高的地位。
我就觉得，如果这本书是一个面对学术，学术圈子，它聚焦在学术圈内的人做学术的陋习，其实是一个很不错的书啊。
如果这个书呢，就是给所有读博士的人，要写博士论文，以及写完博士论文继续以学术圈内人身份发表文章进行谈话，这么一本书限制在这个框架之内，这本书我觉得没什么可批判的，它挺好的。
但是，这本书作为一个面向公众的作品、面向一般人的作品，当然这本书绝对是对，就是要做这个的，因为这本书里面也提到了“所有人都是知识分子”这么一个概念。
所以说这本书，它的写作和谈话意图呢，实际上也不是面向学术圈子，而是面向所有公众。
那么我就认为，如果这本书是一个面向所有公众、所有年轻人的一个作品，那这本书的误导非常非常大。
尤其是这本书里面提到什么反公知、反对极端化，那么我们也知道今天网上这种非常非常大的反公知大潮在说什么。
那么，项飙这本书里面所讲的反公知，有没有把自己摘清楚、把自己分辨清楚，它与现在网上的反公知是什么样的关系，是没有摘清楚的。
那么，今天网上也有所有反对一切东西都不是非黑即白的相对主义论调。
那么项飙在书里的反极端有没有把自己和相对主义摘清楚，其实也是没有的。
所以说，当这本书本身论述不够的时候，它实际上在面向公众的时候，会助长很多现在已然在公众之中出现的一些问题和论调。
那么，我为什么来做一期节目回应，我觉得对这本书本身也还不错，是因为，因为这本书它最开始就提到了，它为什么是一个对话发表出来，因此它想恢复一种对话的传统，认为对话本身是很重要的。
那么我这个回应，实际上也是以自己的方式参与到对话的一部分。
而且，我觉得我这个回应对于对话本身还是蛮重要的。
因为在整个《把自己作为方法》的对话之中，这个对话其实呈现出两个特别重要的，我们提到的两种可能思想史上的一个源流。
第一个呢，就是笛卡尔的普遍怀疑。
这本书里面有浓重的笛卡尔普遍怀疑的色彩。
《把自己作为方法》其中特别重要的一点就是以自我作为支点，对于他人的话语、他人的体系开展一个普遍怀疑。
那这个普遍怀疑呢，今天在网上基本上就是所谓的独立思考啊、批判性思维的一个基础。
那这个，这个普遍怀疑当然有非常巨大的问题啊，这个一会儿我们也会说，其实之前也多次提到。
那么第二点呢，就是把自我作为方法，在这本书的论述之中呢，其实有很隆重的卢梭的那种自爱的观点。
但卢梭那种自爱观点与笛卡尔的普遍怀疑，当然本身又有关系。
今天的这种自爱，以自我为支点构筑一套自我的叙事，包括这本书里面也现在变成一个网络热词了，很多人也在说，就是个人如何认命不认输。
那我认为这种啊，立足于自我命运之上来讲我面对社会大潮认命不认输，这种浪漫的表述其实上是特别特别没有必要的，这种表述的自我浪漫化其实也是特别有害处的。
所以说我就觉得呢，这本书里面所体现出的，就笛卡尔的幽灵和卢梭自爱的幽灵呢，是值得用另外一个对话去把它消解的。
当然，我也能够理解如果项飙听到其他人的质疑啊，项飙完全可以说，我不是这个意思啊，我比你说的这个要复杂，我这里面不是要说笛卡尔式的普遍怀疑，也不是要说卢梭式的自爱，你去看我别的书，看我的《全球猎身》，看《乡绅调查》靠的别的文章，我的思想比这个复杂，这是有可能的。
但是我们立足于《把自己作为方法》这本书，在这本书和这本书的篇幅之下，他达成的呢，就是这个效果。
所以说我也认为，这本书其实是一个很，说的很不充分的书。
这本书刚好说到什么地步呢？
这本书刚好说到引起误解那个地步。
这本书就，就在很多话题的推进之上就停在那就没有往下了。
所以我觉得这本书的问题呢，其实就在这个地方。
这个地方会导致什么呢？
你看这本书叫做《把自己作为方法》，这本书呢，同样也认为对恢复对话的传统是非常重要的。
我就认为，就可以从这个角度来看出这本书的问题，它恰恰让对话变得不可能。
我们今天当然在网上就面临一个对话不可能的时代。
只有在同一个阵营或同一种身份内部对话是可能的，甚至有时候都不太可能。
那在跨身份之间对话是完全不可能的。
而导致这种对话不可能的原因就是这种笛卡尔斯的普遍怀疑，你能够用所谓的理性去消解一切反对一切既有的话语。
第二呢，有一种浓浓的自爱促使你去反对那种看起来立场和你无关、立场和你不同的话语。
这恰恰是今天《个人主义与平民社会》的问题所在。
这是就是一种符统的把自己作为根本支点来反对对话和理解。
所以我认为这本书《把自己作为方法》和这本书希望带来的那种对话的氛围和对话的文化是不相容的。
当然如果你要为这本书辩护，你现在就能够想到了说，啊这本书不是一个个人主义的书籍啊，这本书面反复在谈要形成共同体，要在共同体内部展开对话相声式的方法。
那也就是说这本书说要形成共同体和能形成共同体啊，那可不是一回事。
很多书你可以说形成共同体，但是实际上人们在无法遵照你的指示形成共同体的情况之下，却能够遵照你的指示以自己作为支点来广泛的反对一切他人的话语和他人的理论。
所以这本书里面人们读完做不到的是那种所谓相声化的方法，这个一会儿说这是很大问题的，这相声化这个点是有问题的。
第二点呢，就是人们读完这本书能做到的，就是延续那种普遍自我怀疑和卢梭式的自爱，它会带来更大一部分的问题。
好，那我们简单说完之后呢，就来说说这本书。
当然我认为就如果你要听本期节目呢，我尽量把它讲了，你不用读这本书，因为我觉得这本书，我个人觉得这本书仔细读完的意义不是特别特别大。
不是特别特别大，就是你读完之后仔细一想吧，他说的那个事吧，挺简单的，就不值得用这本书的篇幅来读。
所以说我尽量能把它讲明白。
那么整个这本书《把自己作为方法》，中间讲了很多的问题，大概呢，都是从项飙的个人经历出发来讲，项飙是如何治学的，如何做研究的，如何理解他周围的世界和生活的，从中呢提炼出一种方法，就是一种把自己作为方法的这么一种态度。
那在这个态度之中呢，它是一种强烈的反思和反对的态度。
为什么要把自己作为方法呢？
就是作为一个在学术圈内的人，不可以把学术的传统理论作为方法，不可以把既有他人的话语作为方法，不可以把一种知识分子式的东西作为方法，而要跳出来，要反对所有这些既有的东西，以自己作为方法。
所以说呢，这是一种很明显的应和着今天保持自我、活出自我的一种态度的东西。
那么今天我们也知道之所以有活出自我、保持自我，它在反对一种资本主义异化，对吧，它在反，它在维持一种个人主义。
所以说这个保持自我、活出自我，其实是个特别层次烂雕的东西。
那这个呢，其实在项飙这本书之中，在他与学术关系里面的一个呈现。
因此呢，这本书实际上反对很多东西，我就把它变成一个一个的话题，把项飙大概想说的和我为什么觉得他说的不对，来告诉大家。
那么为了把自己作为方法呢，要反对一系列的东西，其中呢，我把它分成两个大面。
第一个呢，是对传统知识、范式和知识形式的反叛。
这里面是这个书里面很重要的。
在这部分呢，有很大一部分是在反对知识分子和反对一种知识分子式的方法。
就是项飙为什么要反对从八十年代以来我们对知识分子一种设想和方法。
第二种呢，是反对西方和自由化。
因为西方和自由化借普世价值啊，形成了今天一种认识形式和今天我们对世界的理解方法。
项飙呢，也反对这样的一个方法。
所以说，在项飙把自己作为方法之中呢，这个自己的支点有很大一部分是反对一种知识分子式的生活和表达，以及反对以普世价值为主的西方与自由化的方式。
这是这本书的第一个反叛。
第二个呢，是在这个基础之上如何树立其反面和平民。
因此这部分呢，这本书里面我认为有三个话题。
第一个是平民性，这里面如何树立平民，他对于知识把握的一种合法性和合理性。
第二部分呢，是这本书的一个核心啊，就是相生，他有一种叫做名为相生化的方法，这个相生化的方法是什么，一会再说啊。
第三个呢，就是边缘与中心，有一种在边缘与中心的一种二元环境之中，远离中心，树立边缘，从边缘处寻找的这么一种说法。
这个边缘其实之前翻转电台节目里面我们也讲过啊。
所以说这个呢，是这本书里面核心的两点，就是对传统知识范式的反叛和对于其反面和平民本身的树立。
因此这里面呢，又各有一些话题，我们就一个一个来说。
那么第一个呢，在对传统知识范式的反叛里面，有很大一部分这本书，以自己作为方法，就是要反知识分子。
这个反知识分子，反的是什么呢？
这里面项飙指了一个，指出一些很重要的东西啊，是反对一种知识分子的腔调和反对一种知识分子的姿态。
在项飙看来啊，80年代的知识分子呢，具有一种过度的腔调和姿态。
这个当然是存在的啊，就知识分子当然有一种怪怪的腔调，过于高姿态，高门调，高调门，有一种终极关怀，好谈那些巨大的问题。
其实这个就是维特根斯坦讲的那个哲学病嘛。
所以这个当然知识分子有这些问题。
反对空洞呢，是对的，反对过度的空谈呢，绝对是对的。
但是问题，这就是我们说的，你是不是要把这个洗澡水倒掉的时候连孩子也都倒掉。
因此，因为在某个历史时期知识分子具有某种腔调、姿态和空洞，当然我会认为这不是某种历史时期啊，你不说知识分子啊，就任何阶层都有他自己的，不是阶层，任何我们以任何角度来看待一个分工、一个职业、一个阶级，都有其本身的腔调与姿态。
就包括我们今天，有时候我们也经常揶揄啊，就外企的人呢，有外企的人的一种腔调、一种姿态，有他们一种空谈的办法。
像北京的出租车司机，好谈这个国家大事啊、天下大政，也有他们自己一种姿态和方法。
所以说，当人使用语言来构成他生活的时候呢，就像维迪克斯坦说了，这个哲学病呢，是根植在语言之中的，是语言本身的分析特征带来的。
因此呢，任何一个群体都能够找到一种空洞性，一种腔调和姿态。
但这是不是我们从根本上要抛弃这个群体的问题。
因此呢，我就认为啊，就比如说，像调在里面反对，反对知识分子过于高调，好谈那个终极关怀，好谈大问题。
当然很多时候啊，那种过于空洞的谈及大问题呢，是不好、是不对的。
但是，是不是一切高调都是坏的？
比如说啊，项飙在这个书里面认为高调的问题呢，就是高调特别容易极端化。
我们今天有一种强烈的感觉认为极端化是不好的，对吧。
我们今天特别讨厌那种非黑即白。
但我就认为呢，一旦啊你看到一种论述，他与今天我们这种对于话语的批判啊，如果这么契合的话，他本身是不是一种比较显性和很懒惰的总结。
也就是说，极端化在任何地方都是，这里我要提出两个问题啊，第一，是不是极端化一定不好，对吧。
像十三邀访谈金宇澄的时候，金宇澄也说，就是我们今天特别好谈渣男渣女啊，就太极端了，他把这个问题的复杂性抹杀了。
所以今天我们确实在很多地方都特别喜欢说，哎呀你不要给人贴标签，你给人贴标签呢，就太极端化了。
所以我们仿佛认为极端化是个问题啊。
好，那我们就第一个，我们来说，到底是不是极端化一定是问题。
第二个呢，要说，这个极端化是不是高调的问题，是不是只有知识分子的高调门才会极端化，非知识分子的低调门能不能极端化？
当然能啊，刚才我们说的渣男渣女不也极端化吗？
有时候你的父母评价你说，哎呀你就不如谁谁谁，你不就是什么什么什么，就是人们在日常生活中当然也会极端化。
因此呢，极端化呢，不是知识分子高调门的原因啊，这个极端化就是一种比较懒惰的总结。
但是一个极端化就不好吗？
是不是在一切情况之下极端化都不好？
比如说现在街上啊，有一个男的正在打一个女的，我们呢，希望去制止这个恶行。
哎，你说哎，你别贴标签啊，你怎么知道他打这个女的是没道理的呢？
你对这个情况又不了解，对吧。
你要是对他们这个情况不了解啊，你上去暴然制止，制止这个男的说这个男的是恶行，是不是太极端化、太给人贴标签了呢？
对吧。
我们经常用不要极端化来摆脱我们对一个事伦理判断。
但实际上尤其啊，我想说的，为什么我这个举这个例子，是街上一个男的正在打一个女的呢？
在一种紧迫的伤害正在发生的时候，为了介入的原因和必要，很多时候我们不得不采取一个相对极端化的方法。
这个时候如果还搞理客中不要极端，实际上是一种帮凶的态度。
这个我们在以前说女权男权的时候已经说过了，对吧。
我们当然可以说今天很多时候啊，你空谈女权太极端化了，难道这个社会对男性就没有压迫吗？
难道这个女权内部没有过于极端、有这个女力的色彩吗？
对吧，等等的我们都在说。
但是在一种比较紧迫的伤害正在发生的时候，我们是不是这个时候应该做极端化的反思？
这本来呢就是一个问题。
反过来我们想啊，那些谈不极端、尊重复杂性的人就一定好吗？
我举个例子，这个环球时报的胡锡进最爱说这个了。
他说啊，我们要谈一个复杂，我们环球时报要报道啊，要树立的是这个复杂中国。
言下之意呢，就是环球时报啊不做任何对中国的极端的贴标签的表述，而是还原出中国的复杂性。
这是好的吗？
环球时报的这个姿态和这个态度是一个好的态度吗？
当然不是。
所以说，泛泛而谈的反极端、反简单、反腔调本身是有问题的。
这让我们回到一种维特根斯坦式的区分。
也就是说，我们不要泛泛的谈，不要给人贴标签，你要先看现在是什么问题，你现在的问题意识是啥，你面对的是什么。
你面对某些问题的时候当然可以贴标签，就是可以极端化、可以二元对立。
不是所有情况之下，二元对立、简单化、极端化就是不好的。
比如说现在你跟朋友去说，我们是吃A餐厅还是吃B餐厅，你可以大你可以大大方方的说，我觉得A餐厅好吃一点，我们去吃A餐厅。
你朋友不应该说，你别这么极端，你别给这个A、B餐厅贴好吃不好吃，难道A餐厅的每一道菜都比B餐厅好吃吗？
B餐厅就没有好吃的菜？
这就很奇怪，对吧，这就抬杠了。
所以说，确实今天社会上绝对存在过于极端化、贴标签的问题。
但是，我们把这个反极端化、反贴标签变成另外一种教条，变成另外一种把自己作为方法的姿态抬出来，实际上在很多问题之上是要带来麻烦的。
我刚才已经举了很多例子了，我们很多时候不愿意去做伦理的讨论。
我们很多时候以不要极端化、不要贴标签来做矫正正义的反对，包括女权男权，包括我们一看到环球时报是如何以尊重复杂性、反对极端化进行报道，但我们也看，那到底在维护什么东西，对吧。
所以说，我说不能够泛泛谈极端化。
我这么说是带着问题意识的。
也就是说，我们今天确实存在泛泛的儿谈尊重复杂性、不要极端化，这个已然成为很多坏事情的挡箭牌和说法了。
所以说呢，我就认为在《把自己作为方法》这本书在反知识分子的这个部分，其实有很大程度之上是在助长与加速现在社会上在很多话语之上的一些问题，这是很麻烦的。
而这个反知识分子呢，我们来说第二部分，这个反知识分子呢，其实里面也有一个，知识分子不同类型的一个眼镜。
项飙在这里反对的呢，是八十年代的所谓启蒙知识分子与这个公知的态度。
项飙当然他认可知识分子呢，他认可另外一种后启蒙的知识分子。
那什么是后启蒙的知识分子呢？
我们就来看啊，什么叫八十年代的启蒙知识分子？
这个启蒙知识分子呢，就是那些自信自己把握住了更根本的价值，因此呢，希望公众要聆听他、从他这里获得指导的那种知识分子。
有很多这样的，今天社会之上呢，大家当然讨厌这种人啊。
今天我们特别喜欢的是啥呢？
我们就会觉得你凭什么来教育我呀，对吧。
项飙在文章里面就说呢，知识分子啊应该更多是一个辅助的角色，他把自己对于问题的看法附带自己的权重，也就是自己对他，项飙也不认为知识分子应该像那种纯粹提供一个所谓的“中立客观事实”啊。
项飙认为呢，知识分子应该有自己的权重，但是呢，要把这个，要把这个自己的权重提供给公众作为参考，由公众自己呢来做他自己的判断，每个人呢都以自己作为方法，因此知识分子呢是一个辅助公众做判断的角色。
这话听着当然很舒服了。
我们当然讨厌那种咄咄逼人的、好像要来教育你那种姿态。
我们当然喜欢一个听着像仆人一样的、像服务员一样的，在你的身边啊为你提供协助的一个姿态。
呃，这话说的好听啊。
前者那种启蒙知识分子呢，就是那种要有他很强烈的价值主张，希望把这个价值主张一整套的形式输出给你的。
后者呢，仿佛啊是给你提供好多选择，你能够在他的辅助之下来做选择。
很明显嘛，后者是一种商品社会式的选择态度。
因此呢，更符合今天人的说法。
而后者在今天社会里呈现为什么样呢？
其实就是专家型的知识分子。
专业知识分子呢，在各自的领域来输出他们的态度，供公众来做判断。
就是呢，今天的专家崇拜和专业崇拜。
因此呢，向标反对启蒙知识分子，在今天呢实际上呢就带来对于专家知识分子的一种青睐。
那比如说，最近就有一个大专家在这个疫情期间大放异彩的钟南山。
这个钟南山呢，当然因为他的呼吸和传染病方面的专业啊，成为了很多人特别崇敬的一个对象。
但是呢，这个专家最近也附带了他的这个权重在说最大的人权就是生命权，因此呢，我们是保护人权最好的国家。
那你又如何面对这样的一个后启蒙知识分子的表述呢？
所以说啊，在所谓的启蒙知识分子与这个专家知识分子之间，其实是今天所有知识分子都在逃避和无法回答的一个问题。
也就是说，公众当然可以提问，你凭什么来教育我？
凭什么你有资格来教育我？
这么一个问题。
那启蒙知识分子呢，会大大方方的说，因为我比你更把握住了那种理性的分辨力和根本的价值标尺，所以我才有资格来教育你。
这话呢，今天的公众听着就很难受。
但是呢，当知识分子回答不了这个问题，知识分子说，确实啊，我们没有资格教育别人，我们呢只有资格向别人谦卑的提供我们的意见。
听上去啊多好啊，知识分子把创断放低一点，公众呢也得到了尊重，能够做他们自己的判断。
现在大环境不就是这样吗？
那这个环境带来的结果是什么呢？
这环境带来的结果啊，如果知识分子逃避回答这个问题，凭什么你来教育我？
那么呢，就是这样的几种情况。
第一，那有谁有资格来教育人呢？
第一就要取得一种功利主义的辩护。
比如说马云在今天就很有资格教育别人。
为什么呢？
是因为他成功。
他不需要获得某种根本的价值标识，他要获得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的巨大成功，我们就有资格听他的，听马云的，听巴菲特的，听这个巴菲特合伙人的等等等等。
第二，那么凭什么可以教育呢？
当一个人做出巨大的社会贡献，社会贡献呢就成为好像我们大家欠他的，我们有听他的资格，有听他的义务，比如说袁隆平，比如说钟兰山。
当我们不管因什么原因、什么人什么组织构筑出一个人对于社会的巨大贡献的时候，似乎在他自己的领域之外，他对于公共问题的言谈我们也开始要听他的。
第三，就是对于一些科学终极专家难以遏制的盲性。
比如说霍金，因为凭什么教育我这个问题之下呢，我们就会认为有一些学科啊是豁免的。
比如说理论物理，因为理论物理呢似乎在揭示终极真理。
因此理论物理专家，不管从费曼的时代还是到霍金的时代，当一个人成为理论物理专家，似乎他在其他领域的言谈和发言呢我们也有资格来听一听他的。
当然最后一个呢，就是现在网上当然我们还要听他人的教诲，对啊，凭什么你来教育我？
人们听咪蒙的教诲，人们听青年大院的教诲，也就是回答那个东西。
当我们不回答这个问题的时候呢，大家听什么呢？
大家听顺理。
凡是顺耳的道理和我自己认识相近的道理，那谁说我都愿意听他的，他都有资格教育我。
所以说，即便我们认为啊，在这个社会上没有人有资格教育别人，任何知识分子呢应该谦卑的放下身段来提供你的这个附带你的权重的知识。
那么实际回到社会上呢，这不是一个大家都像自由的挑选着各种见识的市场，完全不是如此。
他就会进入这些的。
那么谁有资格教育人呢？
功利主义的、对社会有贡献的、终极真理的专家、顺耳的道理就有资格教育人。
所以说，对于知识分子，任何时代的知识分子，在我看来这是一个不可以逃避的问题。
就如果你是个知识分子，你就应该大大方方的迎着这个问题。
那么在有些问题之上我当然有资格教育别人。
我对这个问题的看法就是比有些人要深，就是比有些人要真，所以我才敢大大方方的输出我的观点、我的分析。
那么在这个话题之下呢，就是有资格教育别人。
因此项飙在反知识分子、反启蒙知识分子，来走向一种新的专家型知识分子、一种所谓的提供权重知识分子的路径之中，我认为这就是一个好听的话。
他确实让今天的受众听得特别爽。
今天的普通公众希望知识分子可以谦卑的在旁边提供他的信息，好让他去听马云的、听钟南山的、听霍金的等等等等。
这当然是今天的问题。
所以说，在所谓的启蒙知识分子与后启蒙知识分子的分辨之间，我认为这个分辨本身就有问题。
这个分辨进入一个专家崇拜的社会。
放心吧，我们对这些专家也绝不仅仅是听专家在专业领域的。
那即便像张文宏说的话，专家在专业领域的营养学观点，实际上呢遇到了别的问题，我们一样可以不听，对吧。
所以说这不是靠变成专家之后啊，问题就可以得到解决、知识分子就有一个根本质的发言方式，绝对不是的。
所以说这个东西呢，我特别特别的反对。
而项飙在里面的也提呢，人人都是知识分子。
其实我之前也说啊，人人都是知识分子，但我在这里啊和项飙提的可不一样。
项飙的意思是说，有点种格兰西的那个味道。
他说人人都是知识分子，而不是人人都应当成为知识分子。
项飙认为啊，很多的技术工人，包括今天从事各行各业的人，他们天然就在他们的生活实践之中已经是知识分子了。
但我在说人人都是知识分子的时候其实是在说，今天由于受到了理性教育系统的教育，人人都应当、人人都有能力、有资格，也应该让自己成为知识分子。
这里面最大的区别是啥呢？
就是我说人人都是知识分子的时候，这里面有个特别重要的东西，就是公共只趣。
意思是说，人人都应该关心公共问题、勇敢的发言，并为自己的发言负责任。
而项飙认为呢，每个人在自己的分工位置之上，因着自己做的事，他就已经是知识分子了。
他现在的知识生产和那种知识角色就已经好了。
那我就认为这是对城市生活极大的不理解的情况之下才能带来这样的评价。
今天确实啊，如同项飙所说，任何领域都在进行一种类知识的生产。
比如说今天在任何资本主义、这种消费领域，品红酒、品咖啡这两个事背后都有一套特别复杂的知识系统与理论系统。
做菜、美容、美颜，甚至玩游戏，如何玩好王者荣耀，背后都有一套类知识生产。
在我的人人都是知识分子的这个说法之中啊，这些东西是被排除之外的。
没有公共指趣的东西不叫知识分子。
而项飙那个地方呢就认为这些东西都很好。
我认为恰恰不是。
今天我们就看今天这个媒介环境，今天网上发明的这么多谈论，尤其是今天那个播客盛世啊，大多数播客关注的问题、追着点的方式与探讨的方式都是知识式的，都是知识言谈。
这些言谈天然都具有合理性吗？
当然不是。
绝大多数言谈不具有真诚的公共指趣和对于公共问题的关注。
那都是假知识生产。
因此在我看来这就不对。
因此如果失去一种什么是真正的知识分子的区分，来空谈人人都是知识分子，我认为走路的不过是相对主义、虚无主义而已。
而项飙在这本书里面这种平民化，想树立所有知识生产过程都合理，而学院知识分子并无特殊性的这一点，我觉得这种迎合其实价值相当不大。
项飙愿意举的例子是说那种传统社会之中一个做鱼丸的人，他的知识。
那我要说其实啊，在这么一种原子化的体系性资本主义之中，项飙在这本书里面举的很多前资本主义时代的手工者、那种农村的小城市的生产秩序其实不存在。
如果我们要树立那种生产秩序之中的某种知识作为一个支点，可能是挺有意思的吧，一个颇具怀旧意味的言谈。
但那种东西在北京和上海是否可以立足、是否可能实现，那我的答案是当然是不可能。
所以说立足于今天城市的真正问题，当我们面对立足于品红酒、品雪茄，立足于如何玩好王者荣耀，立足于之前基于最后生还者二的一系列知识生产，如果我们还要说这些也是知识分子，这些知识生产都合理，那我当然不能接受。
所以说项飙这种失去那种何谓知识分子的区分来谈人人都是知识分子，并用这个去反对那种启蒙知识分子，我认为这是说不过去的。
这个就凸显出了没有问题意识，这种说法只会助长现在满社会这种，其实失去重要性感受的知识空谈。
就是我认为项飙可能是看上B站上的少，就是看青年人知识空谈看的少。
这可不是学院博士才知识空谈，这个发明胡言乱语的这种哲学病满社会都是。
就当你就把这个学院启蒙形指去反调之后来拥抱社会，你拥抱的是啥，应该还是多上B站看一看。
就比如说何同学在去年就5G为什么必然带来生活改变那种空谈，那是不是向老师想要的这种人人都是知识分子的姿态？
我觉得向老师多上上B站，可能对于《把自己作为方法》这本书有很多不同的看法。
好，就是第一部分啊，就是在反对知识分子这个问题之上的当然是有很大的问题的。
那么在反对知识分子的年我当然我们知道的中国在八十年代有有还是有一种全盘西化拥抱普世价值的态度，那普世价值这个词呢在最近的当然有受到了很大的冲击，尤其是美国在特朗普上台全面右倾化之后很多过去文明价值倒退之后是不是西方就一定好，当然其实西方也不一定等于美国，这个有很大的可以探讨的空间。
但是项飙在这个书里呢确实有一种啊要把这个东西全面瓦解的，我认为普世价值绝对不像我们讲的那么简单，只要按照一个什么样的范式输入一个什么制度就能够好，问题当然比这个要复杂啊。
问题本身也没有这么一劳永逸的解决，像很多国家即便采用这样的制度在言谈上追求这样的终极价值，是不是一切问题就得到解决，那当然也不是。
但是呢粗暴的反对这一切，我认为呢也非常非常有问题。
当然在这部分还看到很多六经注我式的这个说法啊，比如说项飙在这里面反对自由化呢就说啊，就是其实很多非西方西方国家才是搞这个极端的新自由主义呢。
比如说他说这个东欧和俄罗斯搞单一税制，而不是大多数国家那个所得税的阶梯税制。
他说你看啊，这不是一种传统的西方式，但是呢，他们却代表最极端的新自由主义。
那我认为这个，我不知道是夏曼老师不知道，还是夏曼老师故意这么去解读俄罗斯的单一税制。
那俄罗斯的单一税制当然是因为要去简化，因为俄罗斯这个大国家在经济转型过程中税收变得非常困难，是为了简化税收流程来降低税收成本、提高俄罗斯的整体赴税来采取的一个东西。
就是说单一税制在俄罗斯是一个不得不的方法，就是没什么别的办法，俄罗斯搞不了阶梯税制，所以说搞单一税制是这么一个情况。
所以这跟是不是极端自由主义其实关系还不大。
好，我们说回主要东西啊，这个反对自由主义价值观呢，在这书里面就有一个当时要不要论述到中国情况。
他说中国的老百姓当然也在说物价稳定、不要搞腐败，但是中国的百姓呢是不那么讲个人自由的。
你看这里呢，我们就碰到了一种叙事。
也就是说，当经济发展好、经济功利主义完成、分配公平比较合理的情况之下，似乎中国的百姓并不那么追求个人主义意义上的积极社会实践和一些个人主义意义上的政治权利。
也就是说呢，存在一种东方的情况，我们可以让渡个体的一些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来换取什么呢？
来换取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分配正义。
这个呢当然是官方叙述之中的一种合理性的来源。
但是，自由主义和普世价值是不是在很高调的讲，项飙加诸给自由主义这种似乎是一种政治程序上的积极自由和消极自由。
而今天的问题是不是我们只要让渡一点消极自由和积极自由，就得到了免于匮乏的自由和分配的公正？
我就认为项飙在这本书里面反西方反自由化的部分，可能是因为他长期待在英国牛津，就对于我们这边遇到的问题实际上是不知道是什么问题。
就是最最简单来说，就现在在我们这里谈自由，就是我们我们大家，我们大家谈自由两个字，当然是免于恐惧的自由了。
在绝大的程度上、在最紧迫的程度之上，我们谈个人自由是在谈个人与权力对比免于恐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