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电Special 请想一个不可饶恕必须重罚的人（群） VOL.67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一期的饭店Special，我是李厚辰。

那这期节目呢，我们来聊聊这个言行峻法、重刑社会这个事。其实做这期节目我有点犹豫啊，因为之前刚刚因为这个话题被在网上疯狂网暴了一番。你，如果你现在去这个网易云音乐的Flipped Radio本身的评论区看，你还能看到上次网暴已留的痕迹啊，我也没删，就把它放在那吧。所以我其实蛮犹豫要不要做这个节目，会不会又惹一身麻烦？但是我觉得还是得做，就是可能该说的还是得说吧。

OK，所以今天这个节目呢，是因为最近发生的几件事，通过这几件事身上的一些特点，我们还是要来聊这个重刑社会跟惩罚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在今天真的超重要。

然后第一件事呢，就是宋冬野的事件。就宋冬野呢，因为过去的一个劣迹，导致他其实已经按照条件和条例要求啊，他是三年内不能够再演出的，但现在其实已经过了三年，而且他已经演出了很多场了，也是通过了审批的，这些都过了。但是在成都呢，就是因为一个观众的举报，他又不行了，而且因为这不行呢，现在网上这个风气啊，看样子短时间内他是绝对不可能再演出了。大家都呼吁啊，要他一辈子都不要再演出，就是又觉得要赶尽杀绝这么一个事，这是第一件事。

第二件事呢，是这两天闹得沸沸扬扬的，莆田的欧某通缉事件。当时这个通缉令呢，写的非常非常的tricky，他说，如果你有任何的线索呢，奖两万，如果发现不明尸体，证明是他的，罚五万。哇，这大家就很接受不了，对吧？就是你为什么要想象可能会发现尸体这个事？大家虽然后来这个悬赏令变更了，就变更为，如果你有线索或者抓到他的话呢，会奖两万。但当时呢，确实大家不能接受啊，悬赏尸体。这个事情很大程度上也是因为跟这件事背景相关的争议啊，看上去呢，现在看上去他像是在村里面被村霸欺负，涉及到巨大的社会公正和贫富差距问题啊，所以人们普遍的都很同情这个欧某。

但跟你说这种事情反转的可能性非常大，因为我已经在网上看到了，现在那个受害者家属又出来说，这个欧某以前就有暴力犯罪前科，而且他们家人本身不是村霸。这种事情都很可怕，因为这种事情其实事实反转我们已经见过很多很多了。之前有多同情，反转之后呢，就会有多残忍，就像当时于欢刺死辱母者案。最开始大家都很同情于欢，但之后也有一个观点说，这不是个老赖吗？如果这个情况之下，老赖是不是可以用很暴力的方式来抗拒这个催收，而且抗拒催收呢，还能得到法律的袒护，很多人有转而认为啊，这个于欢要重判，只有重判呢，才能遏制现在全国这些老赖啊，这些不负责任的人，他们的很多不负责任的行为。

第三件事情呢，是之前一直很受关注的拉姆案。拉姆案一审呢，是这个犯罪，犯罪者被判死刑。很多人说，哦，这是最近听到唯一的好事了。我真的不知道在什么情况之下，有一个人被判了死刑，是一件大快人心的好事啊。但其实我也懂了，就是在很多很挑动我们情绪的案件之下，我们恨不得死刑立即执行，明天给他枪毙了才最好呢。

所以从这三个事件之后啊，其实我们都能看到，从各种各样不同角度的，对于重典重刑的呼唤。就尤其是第三个，这个拉姆一审死刑案，我还在豆瓣上看到我一个友邻，他说了一句话，这话很真实啊。他就说，从废死的角度，他是绝对支持废死的，但他从情感上呢，他特别希望这个人要判死刑，而且执行死刑。所以在他身上呢，就形成了一个张力，从道理上他支持废死，他也认为不应该有死刑，但这个人呢，他设想不出，除了死刑之外，任何合理对待他的方式。就可见啊，就即便对于一个支持废死的人，在遇到一些特定案件的时候，他依然不能遏制住那股愤怒。

可见啊，呼唤重刑的这股愤怒是真实存在的，当然有一些会更狭隘一些，有些就更愚蠢，有一些呢，稍微跟公正的关系要近一点。所以说啊，大家可不要去说啊，我不残忍，只有别人残忍，等等等等的。实际上现在，不光是刑事案件，任何社会管制和社会规制啊，小到你讨厌这个熊孩子啊，大到对一些行业本身的整治，一出事，大家满脑子严查严审严判，各种各样的东西。甚至我们说啊，这个父母啊，要对孩子不好要判刑，这个子女犯法，虽然在民事行为之下，这个父母跟着要判刑。遇到我们任何不喜欢的事情，只要跟我们相关，我们牵挂，真的第一反应，满脑子就是严查严审严判。

而且每次这样的事件，我们都能够找到一个道理啊，这个世界上没有小错误，任何一个小错误的背后，都是一个结构性的大事，都是一个更大的原则性的事。只要用一些修辞的操弄，我们就可以相信啊，这件事可不仅仅是这件事，它背后呢，是一个巨大的事情，它关联到一个巨大的话题，就因为这个巨大的话题啊，现在严查严审严判是绝对合理的。我跟你说啊，如果我们接受这样的逻辑啊，唯一能够获利的，就是在网上搬弄是非的各种自媒体号。

所以说啊，这个重刑这个问题，不是翻电第一次讲了，但在最近这么多事的催逼之下，我觉得呢，还是值得来讲一讲这个问题，就是我们能够怎么理解，并且可以怎么去，都不能说对待吧，作为一个个体来讲，你是很难去对待这么一个大的潮流的，但是你至少，我想提供一些视角来帮助我们理解这个处境。就跳出我们之前讲的，那个残忍年代那里面，对于厌世的理解，我们从与法治的关系，来再次看看这个问题。

好。我们其实有很多视角可以看待惩罚这个问题，有很多考量在我们社会上，我们可以来看惩罚。至少有以下三个视角，我们可以来判断一个惩罚是否合理。

第一个视角呢，就是从社会秩序的恢复和成本上来讲。就比如说我们过去经历过严打时期，那严打时期，支持严打，支持重典重刑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我们认为社会危机很大，在这个条件之下，需要快速恢复社会秩序。为了快速恢复社会秩序，就必须实行非常非常严厉的的手段和措施，而且这种严厉的，和手段的措施，不管在执行的成本，社会伤害，和时间成本上，都是最小的。就是紧迫性，是从社会秩序的紧迫性，是我们看待惩罚一个非常非常重要的视角。那在最近的很多事情之上，其实我们都是在诉求这个紧迫性。一旦紧迫性，我们从社会秩序恢复的角度，我们就会认为多么严厉的惩罚都是合理的。这个视角当然有一定的道理，今天我们说的所有视角都有一定的道理，我们只是来看这些道理背后的代价是什么，对吧？所以说，重典重刑，恢复社会秩序，这一点呢，真正的获利者，其实是管制者获利。我们都能想象管制者可以被赋予最大的权力，在最大的空间之下做事，而不必考虑这个事情所产生的后果。而管制者也会从社会秩序恢复之中获利。

所以总的来讲，我们是如果一个社会达成一个巨大共识，说现在情况非常紧急，所以即便可以让管制者获利的情况之下，我们也希望用这个方式来达成社会秩序。sometimes maybe，我觉得在一些特殊情况之下，比如说各个国家都有一些特殊法令，会有宵禁的条例，等等等等的，在某些非常特殊情况之下，这个东西真的是有道理的。但我们特别要注意的，就是一种特殊情况的常态化，就是我们一直在讲非常严峻，特别严重，现在就是不能再退了，社会已经非常糟糕了，任何时候我们都诉求这个社会秩序非常糟糕，一定要重塑，这当然就是大有问题的。好，这是第一个逻辑，就是社会秩序管制和成本的逻辑。

第二个逻辑是社会报复的情绪，人们当然很多时候惩罚是本着报复的情绪的，这东西也非常正常。就比如说刚才我提到我那个朋友，他说他虽然废死，但是拉姆一案的嫌疑犯被执行死刑，被判死刑，他依然很开心。我们就会觉得有的人罪大恶极，就是要适宜很重很重的惩罚，这就是一种最简单最朴素的报复的公正，这种报复公正也是公正。这种报复公正，或者我们不管叫公正 justice，这种报复的平等，报复的算计，也是一种重要的算计，对吧？那么现在呢，其实我们完全可以说，就整个社会笼罩在一种非常强大的报复情绪之下，就是我说的，就是现在的互联网环境，这个互联网环境有特别特别强烈的报复情绪和报复逻辑。在这个情况之下，当然是人数多者会从中获利，因为人数多者能够将他们希望能够报复的事项能够喊得非常非常的响。所以很多时候呢，我们也是在本着报复的视角在看待惩罚。

其实以上两者是最朴素也最简单的跟惩罚相关的视角。第一个呢，就是重惩罚就能够带来好秩序，只要惩罚的够重，秩序就能够好。第二个呢，就是坏行为就是要结合重惩罚，有一个坏行为啊，这个坏行为就是要惩罚的足够重才可以。这两者呢，是一种最朴素的逻辑。

那第三个逻辑呢，是公正的逻辑，就是法理公正的逻辑。那公正的底色，比如说啊，无罪推定，比如说啊，一种以这个矫正正义为主的宽刑的逻辑，比如说啊，就是追求这个程序正义，等等等等。就这些东西呢，公正有一个底色，这个底色其实也是对的。你看，我们可以说啊，这个公正是对全社会有利的，但是实际上我们也要理解，在他第一层的现象之上，人们最直观感受到的，是他对于少数嫌疑人有利。你就说，所有这些公正啊，似乎都是在主张我们能够对嫌疑人本身能够非常谨慎的去对他施加惩罚。虽然在某些逻辑之上，我们也可以说啊，对每一个嫌疑人谨慎的施加惩罚是对整个社会有利的，因为在这个社会运行过程中，我们每一个人都有可能成为嫌疑人，因此在这个条件之下，他就是去服务和对我们每个人有利的，从逻辑和道理上是这样，但从现象和感受上绝对不是，原因就是因为绝大多数社会上的人终其一生也不会被当作犯罪嫌疑人，或者当作这个很严重的治安处罚的对象来出现。因此对绝大多数人来讲啊，作为犯罪嫌疑人的权益保护是没有身体感受的，这是个纯道理而已。绝大多数感受呢，就是这种公正啊，就是对少数人有利。所以很多人其实真的持有这个观点，而且持有这个观点，我也认为并不奇怪，就是因为绝大多数人都不会被当作犯罪嫌疑人对待，因此我们就会认为去强调这种公正，实际上是对非常少数人有利的。

而你看前两者啊，不管是从社会秩序成本上，还是从社会报复情绪之上，其实都是对多数人有利的。其实这就是为什么重刑重典啊，在有互联网之后这么容易变成一个主流倾向的原因。就因为在这个情绪之上，公正法理公正啊，是得一个非常关注个体价值的社会共识中才有的东西。在这个情况之下，公正对于绝大多数人真的只是一个抽象的价值。所以这个抽象价值呢，我们可以为它做三种不同类型的辩护。

比如说啊，有一种类型的辩护，就像我最开始说，它会认为追求这种法理公正，实际上在功利主义的角度之上对社会是最好的，在功利主义角度之上，它能够带来社会的最大功利。但我认为啊，这么论证真的很困难很困难，真正能被社会广泛接受的恰恰是只要大家认为社会秩序足够糟糕，这个时候使用重刑重典是对社会整体功利最有效的，是能够最快速去恢复和塑造一个良好社会秩序的。这个我们过去其实几年一直有一个很强的张力在那边啊，绝大多数我们这边的人都能够接受是这样一回事。所以我认为为法理公正做公利主义辩护是非常非常困难的。

第二个对于法理公正的辩护是自由主义的辩护，就是站在个体权力意义上的辩护，也就是说呢，每一个人啊，在被法律真正定罪之前，他都是一个无罪的人，无罪的人就要享受无罪的自由权利。这个从道理上也是非常非常棒的，但是我认为呢，这个在今天的社会环境之下，甚至可能是一个比公利主义辩护还难达到的共识，尤其是我们这样的一个社会，其实其实缺乏基于个体权力的自由共识，这些呢，都是只能落在纸面上的共识而已。

第三个呢，对于法理公正呢，也可以有道德主义的辩护，也就是说从一种康德和罗尔斯的这种道德义务的角度上来看呢，我们有义务把其他人当作和我们自己一样对待，也就是说所谓己所不欲勿施于人，当你自己如果有机会做一个嫌疑人的时候，你愿意怎样被对待，我们就应该以共同的方式来对待他人。这个呢，就是公正的道德主义辩护。

不管是公利主义自由主义和道德主义的辩护，尤其是自由主义和道德主义的辩护，从纸面上逻辑上都非常非常有道理，而且我也都很认可，但我们必须意识到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难的事情，也就是说公正辩护是一个极其强烈的难题，因为公正总是有向具体情势妥协的倾向和必然。也就是说人们会说，我理解啊，我们就是要尊重个人的权利，我也理解啊，己所不欲勿施于人，但这个情况就是特殊啊，这个人明显罪大恶极啊，对吧？或者这个情况就是特殊啊，现在这种犯罪就是需要强力的手段去遏制啊，对吧？我们总是这种纸面上的逻辑辩护会向具体情势去妥协，这个是几乎一定会发生的事情。所以我一点不认为公正的公理主义的自由主义的道德主义的辩护能够帮助我们达成共识，这是很多人过去尝试的路子啊，就是我们把这个道理讲通，似乎道理讲通之后呢，我们就可以脱离一个重刑重典的时代。我认为这个呢，是不可能的，很明显。

当然这个社会上，有很多人接受这种法律公正，我就很接受这个法律公正，正是因为我自己接受，但我也能理解不接受的人为什么不接受。所以我真的能看到追求法律公正需要一种特别强烈的性情，这是一种性格和性情之下的抉择，一种什么样的性格和性情呢？超级节制和谨慎的性格和性情的人。第一啊，具有这种性格和性情的人呢，他确实不关注单一事情从简单道义上的好坏判断，他总是在设想什么样的规则能够对于社会达到一种全局的最优，或者就从我们上一集讲这个中国历史与中国思想史讲儒家来讲啊，就这种人关注的是善的根基是什么，不是在一时一地之上怎么样东西是善，他想象的是什么的东西对于一种持续稳健的善能够起到更好的根基效果。也就是说在我看来确实在一些特殊的事件之上，我确实很难说服一个人，比如拉姆案件，我确实很难说服一个人现在原谅他到底有什么好处，但我只能说这样的一种法理上的公正能够达到一种对于整个社会来讲善的一个基础，这个一会儿我们还会再讲到。

第二呢，这种人需要是非常强烈自我节制的人，也就是对于他自己的公正激情，尤其是报复的激情，他是有足够的节制的，他不会去放纵自己进入这种道德激情，觉得我特别恨这个人，我特别像严惩这个人，我多高尚，就是对于这种想法他是有强烈的节制的。

第三，他有那种道德热忱。什么道德热忱呢？托尔斯泰所讲的那种道德热忱。我们在讲托尔斯泰讲过这个例子，托尔斯泰说俄罗斯的民族性情是什么样，但是现在未必是这样，只是在托尔斯泰的描述之中，就是说如果啊，现在有个俄罗斯人突然啊，见到了一个神明，这个神明告诉他，你看现在街上有位流浪汉，只要这个流浪汉啊，你现在告诉我要不要把流浪汉杀死，只要这个流浪汉杀死就能换来所有人的幸福和福祉，你要不要杀这个流浪汉？那托尔斯泰认为一个俄罗斯人性情啊，就是他会选择独自承担这个巨大的代价，承担这个巨大的压力，而不要杀死流浪汉，他去承担这个选择背后的重量。但这个需要非常非常强烈的道德热忱。

所以我们会发现啊，如果没有这种节制和谨慎的性情，我们一会儿说从社会角度，从个体角度，如果没有这样节制和谨慎的性情，一个人几乎是会一定堕入在某种条件之下的重典重刑的。当然我们也发现不必一个人在所有事情上堕入重典重刑，只要你在A罪犯上重典重刑，他在B罪犯上重典重刑，他在C罪犯上重典重刑，那整个社会就会完全笼罩在这么一个环境之下了。

所以重典重刑真的是一个很特别的东西啊，也就是说他不需要这个社会上的人要求对每一个人都重典重刑，但是只要每一类人都有他们足够恨的人，为了他们足够恨的人，他们都愿意在网上去几乎奔走要求对这些人重典重刑，整个社会就会形成重典重刑的环境，就是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

所以真的从个体角度来看，如果一个人没有这种节制和谨慎的性情，他是一定会找到一帮人来恨，为了恨这帮人他能够觉得对这帮人做什么事情都是应该的，这是很难去节制和遏制的事情。所以你会发现这是一种很积极的生活观念，一种非常积极非常有希望的观念才能够做到这个。而且做到这样的积极啊，我说实话，在我自己看来，我也认为是需要很大的运气的，我某种程度上认为我是做到这个的，我对于任何人都不具备那种仇恨和重刑重典，比如说我甚至对于在网上网暴我的那些五毛大V，我都没有想法这帮人就是应该抓起来的枪毙掉的想法。但是我知道我拥有这样的节制和谨慎的信心，和我自己一直以来运气不错能够得到比较好的回报和对待，是有很大很大关系的。对，所以说我并不认为也不会强烈的要求他成为一个底线的每个人自己对自己的要求和标准啊，让每个人都可以做到，但我认为他绝对是一个每个人都值得努力的方向。

anyway，你看啊，我们刚才就分析了公正这个问题的，就是惩罚这个问题的几种社会视角，我们认为社会秩序和成本，我们有报复的情绪，当然呢，我们也可以从法理公正的角度来考虑这个问题。刚才我们就说一个人如果他能把法理公正摆在最前面来考虑，他是个多困难的事，他需要有什么样的性情他才能够做到这个。所以我要说的就是呢，这个不是一个要求我们如何离开一个重典重刑社会呢，我们不可能要求每个人都达到这种性情，这既在教育上并不实际，他可能在这种道德运气上，他也并不支撑这样一种状况。所以说呢，如果我们认为啊，这个重典重刑是一个个体道德问题，我们是不能够单一依赖这一点来离开一个重典重刑社会的。

好。当然也正如我刚才所说，这绝对是每个人都完完全全可以去努力的一个方向。好。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就来看看如果我们能离开重典重刑，我们有没有一些浅一些的共识，不需要这么这么深的共识，靠一些浅一些的共识来实现。好。我们就从宋冬野这个事情上来做分析。

宋冬野这个事情实际上有一个很强烈的逻辑，就是明星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在这件事上，为什么对他的惩罚要这么重？因为他是一个公共人物，公共人物有公共影响力，有公共影响力的人一定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但实际上事项嘛，实际上不是这样，在很多情况之下，我们完全明白公共人物对其他人是没有影响力的。比如说经常我们在为脱口秀辩护的时候，我们说脱口秀一种公共言论，不可以有这种非常强烈的讽刺和攻击。我们都说，哎呀，这种艺术本质上就是讽刺和攻击，没有人会当真的。就比如我们经常也说，顾德纲你的内容太三俗了，顾德纲也会说，这个都是成年人，你别说谁要教育谁，没有谁教育谁，大家自己都清楚得很，没有人听相声就变坏，对吧？也就是在很多时候我们就能意识到这个人是不会这样去模仿的，即便他是个偶像，他是个明星，你不会模仿他的任何行为，他身上的好好画画作为一个成年人，你是自己有判断力的。

所以说这是一个表逻辑，表逻辑是说为什么他要承担更多责任，对他们要重罚，是因为他是公众人物，公众人物要为自己的行为付更多的代价。但实际上我们可以取出大量反例，我们根本不要求公众人物对他们的公众言行付出更多代价，所以不是这个道理。他的理逻辑是什么呢？他背后真正的道理是什么呢？我就把这个窗户纸捅破，他真正的道理是啥，是这个玩意儿。

你看我们有一句话，我们是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当然这个话的背景是说过去王子犯法比庶民要轻，过去有权责总是可以网开一面，这句话在说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啊，就是王子犯法跟庶民犯法一样要同罪。但是在我们真正的逻辑里面，我们其实有另外一个想法，这才是一个真正的捅破窗户纸之后的想法，我们其实真正想的是王子犯法要比庶民罪重，对吧？当然如此，我们当然认为王子犯法应该比庶民判得更重才对。我们认为啊，更得力的人就是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这个想法一点不奇怪，想想我们的阶梯税率，赚得更多的人要被克更多的税。我们知道啊，交税这个东西啊，税收是国家的一个最根本的权利，税收权利是不用纳税者的认可和承认的，所以纳税者是单方面接收税率。所以任何赚比较多钱的人，我们都可以说他在被迫接受阶梯税率，也就是阶梯税率就是一个更得力的人就要付更大代价的道理。阶梯税率不是一个平等道理，就是我们知道很多国家包括很多人尤其是自由主义的经济学者去反对阶梯税率的根本原因就是平等原则，这赚得多的人又不是因为道德水平低赚得多，对吧？又不是因为他专营赚得多，那赚得多的是因为他更努力赚得多，所以他能力强赚得多，为什么要被克更重的税呢，对吧？但我要说的是我是认为阶梯税率是有道理的。所以说我通过阶梯税率是要揭示出一个背后的冲动，就从某种公正算计的角度上来讲，我们一直是认为王子犯法要比庶民最重的。我们认为更得力的人，更好运的人，如果你犯错和如果你不犯错，你就是要付更大的代价。

其实我们是因为这样的原因，我们总是在公众人物和明星上呼唤重典重罚，我们要通过这个让我们好受。好，这个好受呢，也正常，我也不打算废止这个好受。但在这个道理之中呢，我觉得我们要分清楚一个问题，就是转移支付和获罪的问题，对吧？我们都明白我们很多人也都能接受这个钱更多的人啊，他要刻更多的税，这是整个财政转移支付的一个手段，这样呢，我们才可以把这部分钱能够有机会投入到那些至少是有机会啊，投入到那些更低收入者的身上去。包括比如说国家出了一个什么灾害啊，我们也认为如果你是个很有钱的企业，或者你是很有钱的人，某种程度上你是需要多捐一点钱的，就像王石之前讲的，他要求万科的员工每个人捐一块钱或怎么样，这个是个高要求，就如果我们每个人都能够这么尊重他人的自由的话，那就太好了。但是我必须说这是个高要求，也就是说我们要接受这个社会上就是有一个逻辑，这个逻辑认为你运气好，你赚得多，你就要付出更大的代价，这个是一种公正算计，我们不能说这个公正算计绝无道理，而且我们更不可能把这种公正算计的废除当做一个教育目标来完成，是绝对做不到这一点的，对吧？所以非自愿的转移支付是不可能根除的。好，所以我们要做的啥，我就说我要一个浅共识。

这个浅共识是什么呢？我们至少能够知能够有这个转移支付的边界问题，就是的王子比庶民就是要承担更多的责任，但这个责任的边界是什么？好。你看这个边界呢，我们依然可以分三个角度来讲，刚才我们说了这个惩罚可以分三个角度来想，功利的角度，自由的角度和道德的角度。那么这个转移支付啊，或者这个更多责任的边界依然可以从这三个角度来考虑。你看我们刚才说你运气好，你赚得多，你名称大，好你的我们跟你一视同仁，这是一个高要求，我们不追求这个。好。第二步，从功利主义的角度，你运气好，你赚得多，你有名气，好如果公共有什么需要，你也要多给，也就是说在直接功利之上，你要承担更多的责任，尤其是钱对钱，你钱多你就要拿点钱出来。就比如说我们都认为一个人中了彩票，他是不是有点道德义务，或者有点功利主义的义务要吐一点出来，要照顾照顾这个社会，慈善和公益，很多时候我们都有这样的想法。OK，我们保持这个想法，这想法OK的，这想法不是没有道理的，这想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好。这是第一步。好。我们说第二个了，刚才是功利主义，我们刚才说第二个自由和权利的，我们可不可以说你运气好，你赚得多，你有名气，你的自由就要少一点，经常有这个争议，对吧？比如说名人是不是就不应该有隐私权，很多人都这样想，很多人说你是名人，你是从你的名声获利的，甚至你很多时候拿你自己的名声来炒作，你平时没有隐私权，也就是说名人，好。我们就说到底一个靠自己的私生活炒作的人有没有决定自己暴露什么私生活而不暴露什么私生活的权利，我认为当然应该是有，对吧？在这个点上，不因为他曾经炒作过一次他的私生活，我们去偷拍他，我们去跟踪他，我们去想办法把他的窗户透过窗户的缝隙去记住他的私生活就变成了一件合理的事情。在这里我的意思应该明白一点了，也就是说一个人运气好，一个人名声大，一个人赚得多，不构成他自由的瑕疵，更不构成什么呢？更不构成道德的瑕疵。不因为你运气好，你是名人，你赚得多，你犯的错就比我们的错要更严重，你犯的错就是个更大的道德瑕疵。不因为你是名人，就好像你犯一次错就像是重犯一样，而我们犯就是念在初犯，你虽是初犯，但愿你是名人，你的罪过交比我们大，这个就真的没有什么道理了，对吧？也就是说我们在这个公正背后的逻辑之上，如果有公利权利和道德三点，请让我们把这个事限制在公利上，限制在一种公利主义的惩罚上。因此我完全可以接受一个很有钱的人，他在接受财产惩罚的时候，财产的比例都可以高一点，这是完全我认为某种程度上也是有一定道理的，他就跟这个阶梯税率一样。但是呢，我不认为啊，一个人有钱，一个人有名，一个人运气好，他在道德和权利上就产生了瑕疵。

为什么呢？为什么一定要把这个事限制在公利的价值之上呢？就是因为其实啊，我们也无法在语言之上直接接受你有名所以你没权利，你有名所以你道德有瑕疵，我们都是靠很多推论去完成的。比如说刚才就有一个推论，他这个明星都靠炒作自己的私生活牟利，他为什么要有隐私权，这话经不起任何推敲，就像我们给一个人说反正你都要靠出门，你都要靠出门赚钱，为什么你家里要有隐私，这两个事几乎是一件事，对吧？我出门赚钱和我在我的家里可以享有隐私是完全OK的，这两个事并不冲突。所以明星炒作自己的私生活和他其他他不愿意暴露的私生活要受到保护，这两个事之间根本没有任何的矛盾。我想说的是，如果我们要在这个因为功利的事情可以没有道理，你赚的多你多承担，就这么简单，我们就是这么算的，OK。但权力和道德的额外问题都需要靠推论，而我们面对任何人不管是明星还是非明星，我们要求加重惩罚其实都是靠推论逻辑。

我们还是回到宋冬野的例子。在宋冬野的例子之上有一个非常可怕的加重逻辑，就是说这个吸毒者为什么要重判，是因为吸毒者买毒品的毒资都会成为打在缉毒警察身上的子弹。这是什么逻辑？当然这个逻辑其实我们很熟悉，这就是反日货时候的逻辑，对吧？为什么我们在街上要砸掉他们的日本车，就是因为你们每买一辆日本车其实就是在给日本作业队生产子弹，话是这么说的，对吧？我们每次反洋货背后都是这个逻辑，我们认为买洋货的人就视同于卖国，为什么视同于卖国呢？因为你在帮别人输送子的，那这个事上也是一样，虽然这个人本人完全没有这个动机，也没有这个意图，更没有直接参与到那个交易过程之中，但是我们都认为在某种衍生和推论的情况之下，我们找到了你这个简单错误背后的那个大错，所以因为那个大错我们要更重的惩罚你。就像于欢刺死辱母者案，我们说啊，他看上去是你的母亲被人玷污之后你的义愤之举不是，他背后那个更大的错误这是一个老赖，非但不对自己的生活负责，非但在欠钱情况之下没有廉耻心，没有羞愧之心，还在这个时候事无忌惮去报复他的债权人的这个行为，因此这不是一个小错，这是一个大错。这不是逻辑。

当然这种逻辑本身其实有很荒唐的结果。这个结果是什么呢？比如说你听啊，假设现在有两个人共同犯了这个职务侵占罪，但一个人呢是在一个美资企业里面犯了职务侵占，一个人呢是在国企里面犯了职务侵占，那是不是美资企业犯职务侵占这个人这个人要轻判。为什么呢？因为他在一个美资企业里面犯职务侵占，他还把这个钱在中国社会消费了，所以他其实既拉动了中国的经济也让这个美资企业本身的利润下降，他输送到美国的利润下降，在美国交的税下降，因此呢，他其实啊是让美国人少生产了子弹。那么一个人在国企里面职务侵占呢，他就让我们少生产了子弹，所以说前者要比后者轻判，当然很荒唐，对吧？这个当然职务侵占就是职务侵占，跟你在何种企业和这种完全基于想象和意想中的推论没有任何的关系。因为如果有这种意想的关系，是不是在外资企业工作需要交个子弹税，尤其是在美资企业和日资企业工作是不是要额外克税，要克一个他们给其他国家输送子弹的税，而我们要把这个子弹用这个税钱买回来，这当然是一种非常非常荒唐的情况。

最荒唐的什么情况之下呢？这是我受的，我先受我的结论啊，一旦我们接受通过推论和衍生一个罪行就可以加重的情况，那么任何一个一点点小的罪行都可以变成一个巨大的罪，这个事情是没有边界的。比如说啊，闯红灯，闯红灯是个很小的过错，对吧？但是我们也知道很多时候啊闯红灯，闯红灯这个人是不会受伤的，旁边人受伤。为什么呢？因为一旦你闯红灯啊，下意识的一个汽车的司机就会做避险动作，他就会避开撞你。但我们经常看到这样的这个就是交通事故的 footage，对吧？他为了避他呢撞到旁边的车上，撞到旁边的人上，或者导致那个开车司机自己的受伤，所以我们是不是有一种逻辑说啊闯红灯这种人最可恶，因为闯红灯的人啊一旦遇险很多时候受伤的不是他自己而是旁人，他自己的一个疏忽行为却总是杀死旁边的人，所以我们就要说啊闯红灯就应该适同于间接过失致人死亡未遂，我们可不可以这么说？我们说任何闯红灯都是一次间接过失致人死亡未遂，因此闯红灯需要非常非常严惩，对吧？也就是说我们一定要相信和理解啊，而且我们学过维特根斯坦，我们都知道如果我们只是想用语言构成一个逻辑把一个小错说成一个巨大的错，任何一件小错在任何情况之下我就不相信这个事件有任何一个错是不能变成一个巨大错误的，都可以。而且在网上这根本不是一个道理和逻辑可能性，这是我们的实际经验。现在在网上对抗的双方都有一种修辞学的能力，能把一个事情说的不是那个事本身，而是背后有一些巨大的错误一些巨大的结构性的历史性的国家对抗级的东西在背后让一个小错变成一个巨大的错误，因此需要非常重的加重惩罚。你就说我刚才说的是什么呢？我刚才说的是我接受王子犯法比庶民最重，但仅仅在直接公利的支付之上，因为在这个事上我们能够就事论事，千万不要说你运气好，你名声大，你赚钱多，所以你的自由权力要打折扣，你的道德上有瑕疵。因为在我们论证他人自由权力为什么要打折扣，和为什么这种人就是更坏，我们就要走入什么呢？就要走入事情以外的推论逻辑衍生的观点和看法。一旦进入这样的看法，任何一个错误都可以被说成是一个特别巨大的事情而需要加重。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加重惩罚需要严格立法的原因。就刑法上对于什么东西加重惩罚，其实有比较明确的立法，也都是就事论事，只有这些条件之下一个案件才能够加重惩罚，而不能够因为一些极其遥远的推论异想一个东西就能够变得十恶不赦。

但特别特别遗憾，就这个打子弹的逻辑啊现在已经成为了在网上被公认被接受的一个逻辑，这是一个很可怕也很遗憾的事情。而且这是一个极其糟糕的风气，如果我们任何人在网上的对抗，为了让我们自己的立场显得有道理，为了让我们自己的残忍显得有道理用的方法就是衍生假设异想推论，如果我们形成这个风气，不用如果，我们已经形成了这个风气。在这个风气之下，我们每每就在说这个人为什么可恨啊，你看不光是他做这个事，他这个事背后会产生这个影响会这样会那样，这个社会就变得极其对立，这个社会就变得极其残酷，对吧？所以说我们不要有设想加重情节的风气，不要有这样的一种文化。

这特别让我想到之前节目里面提到一个观点啊，就是善上智慧恶上天真，我觉得这八个字在讲到这个问题的这个点的时候啊真的是特别对正。我觉得每个人对自己应该有一种善上智慧恶上天真的要求，只有在这要求情况之下你才能遏制住在脑子里想哇这事不是个小事，是个大事啊，不是个小错，是个巨大的错误啊，我们是不是要好好搞他一搞就这样一种冲动。有这种冲动这个社会风气就是遭到无法讲啊，就是我们现在所面临的情况，这个社会风气真的非常非常糟。

所以刚才我们也说啊，就是我们如何离开一个重典社会呢，这可能真的很难仅仅从个体道德之上去完成的。所以说我们真的要坚持制度与法治，这本身呢就是一种自然法的思路。什么思路呢？就是我们通过刚才的论证啊，我觉得大家应该都有感觉人其实是很难遏制住重典重刑的冲动的，在现在的大背景之下其实更难，当人们的不安全感更强，他的希望越弱，他越是厌世的情况之下，他越容易因为情绪公正算计的原因投入到这种对于重典重刑的渴望之中，尤其啊当他们互相之间还形成那个 dynamic，他们产生对抗报复对立，那么这个重刑啊就会不断加剧不断形成一个螺旋向下堕落的情况，就是我们现在实际的状况。

所以从人的自然本性之上，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很难想象这个自然本性本身可以产生一个大的转换和恢复。因此啊在这个情况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