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98 上海万圣节cos封城恐怖，一边救经济，一边高压社会能成功吗？ | 透明茶室 • 每日新闻事件分析 | 救市 | 经济自由 | 政治自由

昨天晚上上海开展了新的封城，其实是万圣节。

过去连续两年，不管是2022年、2023年的万圣节，上海都有非常多的表达，在网上也引发了很大的关注。所以今年上海市政府决定扼杀这股“歪风”（当然是打引号的歪风）。

为了扼杀这股“歪风”，上海做得非常的过分，一切都让人回到了疫情的时代。首先，上海在关键地区部署了大量警力。大量警力是多大？可能会把街道的一半占满，那么巨大的警力，尤其是在巨鹿路、长乐路等等附近，就上海比较核心的酒吧、娱乐场所等等附近的地区部署了大量警力。

那么前天晚上，很多cosplay玩万圣节的人就移步到了中山公园。昨天的中山公园和上海，前天有cosplay的另外一个商场，也在昨天宣告关闭。所以一切都非常像疫情封控的时候，一旦有人聚集就关闭这个场所，部署大量警力和保安封闭。

然后昨天晚上最让大家PTSD的，应该是在长乐路和附近在街上再次部署了大量的铁马。铁马把街道用铁马隔开是上海过去在封控期间不让人们在街上逗留的一个方法，就是把街上营造一种特别肃杀、恐怖的非正常气氛，因此不让人们在街上逗留。所以一切都像是回到了封城的时期，非常坚决的表达。

但是很多人反过来也对这种万圣节时期的表达提出了批评，会认为这种东西并不严肃，不就是对政府抱怨。不管你cosplay一个大白，cosplay一个维尼熊，又怎么样呢？而且国内很多人说这是洋人节日，西方节日，中国人用西方节日做这种表达，对你们的处境真的有帮助吗？国内所谓的左翼就会批评，这是一种什么？小布尔乔亚的自我感动。好像只有他们左翼青年在网上骂资本家就不是抱怨了，小布尔乔亚cosplay维尼熊就是没有意义的抱怨。最近在杨丽事件里面也有说法，你们这种做法能给底层涨工资吗？能帮助底层生活改善吗？帮助不了，好像又是城市青年做了一种惺惺作态，这是一种批评。

中国现在有一个问题，中国正在尝试挽救其经济，正在以历史上可能最大的姿态挽救其经济。但是上海的万圣节事件展现其一边在挽救经济，一边对于社会表达依然在保持高压。

今天我们要探讨的一个关键问题，这两件事情互相之间矛盾吗？挽救经济和对于社会表达保持高压，这两个事情能够共荣吗？主要我们跟今天，我们大家一起就来看看这个问题。

透明茶室只是每周一、三、四早上上海时间8点的新闻评论节目，有直播也有录播。我们每期针对一个话题进行新闻的探讨，欢迎大家。

大家好，今天是10月28日，欢迎来到透明茶室饮茶。今天我们探讨的新闻话题是，这两天上海的万圣节高压。万圣节高压我们要思考的问题就是中国正在大幅度挽救其经济的时候，对社会保持高压，这两件事情是否矛盾。

我们经常说一个国家政治气氛压抑，不会利于经济和创新，就认为经济的发展和创新需要宽松的环境，经常这么说。但这个问题真的可以想就真的吗？从创新来说，我们经常听人说，如果一个社会需要创新，不管是经济模式的创新，还是科技的创新，都需要宽容开放的环境。但反过来其实也能举出非常多的反例。

一个国家是不是可能在政治上特别压抑，在经济上却有一定程度的自由，让人们能够进行真迹和技术上的操作？这不就是过去40年中国的写照？也就是因为过去中国改革开放40年维持的政治上高压，经济上自由开放，让很多人会认为这个是可能的。

我们确实有可能政治氛围非常压抑，但是在经济上相对自由，这两个事是不矛盾的，对吧？而且你在这里面可能真正影响的领域只有文化产业。而且从最近的黑神话悟空，包括战狼这些东西来看，这个文化产业也不会完全受到影响，影响的只是一部分人喜欢的所谓那种对社会批判、反思型的文化产业，不管是小说、电影还是游戏。其他不管是娱乐型的，还是给党给国家唱赞歌型的文化，其实完全是可以的，而且是可以管够的。所以好像文化产业也没有完全受到影响。

所以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真的完全挂钩吗？在中国经验里面，这两个东西似乎没有那么的矛盾。人们可以丧失自由，但是获得经济自由。

我们细节来想想，经济与技术的创新跟文化创造之间有关系吗？比如说经济模式的创新，很多人创业对吧？但大家知道中国很多创业，不管是企业家，这些企业家有很强的政治自由诉求吗？或者他们有很强的文化创造的诉求吗？其实并不是政治冷感，甚至在政治之上倾向政府的企业家大把。那么他们在政治上这个立场和对于文化本身的冷感，似乎并没有损害他们在经济上的创造，对吧？其实各个国家像俄罗斯也应该有大量能够倾向于政府的企业家。

那企业家一定需要有这个政治上的巨大自由之心，才能够创造好企业，才能够做好经济模式创造吗？好像未必。反过来说技术的创造就更是如此，科学技术的发展一定需要特别自由的空气吗？中国的军工产业发展非常快，我觉得是很难去批判的一个事实。因为很多人会觉得中国看上去这些飞机，这些舰艇厉害，实际上都是纸糊的，实际上都是所谓的瓦房店话。我觉得这个批评相对有点廉价。中国的军工产业发展确实非常快。那么你很难想象中国的军工体系里面有什么自由的空气，对吧？有什么开放的环境？没有。但在没有的情况之下，为什么军工产业发展还是这么快？对吧？

所以我们细节来想，经济和技术的发展似乎只要实现两个东西就够。第一个，经济和技术的产权是清晰的。就不管是我办一个企业，还是我自己发明了一个东西，我办了这个企业或发明这个东西，产权非常清晰，我能够从中获益，因此激励是足够的。也就是说那些在经济上追求的人，或在技术上追求的人，最后就是求财对吧？他求的不是我把经济做好了，我把技术发明好了，所以说我在政治上有更大的自由，最根本的他们还是求财，求财只要在财上几率足够就行，激励足够，只要产权足够清晰就行，好这是第一个条件，产权清晰。

第二个条件就是责任包干。什么是责任包干？比如说我是个企业，我是个企业，你不要拿党委来干扰。我是个企业的CEO，我是个企业的总经理或者企业的董事长，所有人这个企业怎么发展我说了算，我不会受到其他人的掣肘。那么技术也是一样，看最近三中全会，中国技术领域也要搞责任包干制。所以我之前不是说他们其实是知道怎么东西能发展好的。比如说我是一个技术企业，技术路线，技术方向，投入资金，我是个技术负责人，我自己来负责，没有人行政干扰，责任包干。所以说好像只要产权清晰加责任包干，对于经济和技术的发展创新就能够做到了。这两个好像都可以在没有政治自由的情况之下实现对吧？就政治自由可以放开，在某些领域产权清晰，在某些领域责任包干。

承认中国现在这个也是没有做到的。比如说中国最近在很多地方直接抢企业的钱，留滞企业家，这是事实。第二，之前阿里巴巴马云发展大了，马云开始有一些对于监管的表达，其实也招致了政府非常大的批判，包括中国企业在美国上市，他们的产权清晰和责任包干，似乎也不能完全的自由。

那么很多人就会设想，我觉得很多在外面的中国人也会设想，其实他们希望中国的转变并不是民主化转变，而是中国能够退回到温和集权。什么是温和集权？就是政治自由我们还是可以不要，我们不需要自由，言论自由，我们不需要其他的参与式政治，我们不需要民主式选举，我们不需要权力制衡，但是你能够把经济领域产权清晰，责任包干做到不要干涉企业经营就够了。所以很多人其实就是设想和期望这样的温和集权。

我们今天问的问题就是，刚才我们分析的经营性的一个基础的分析，从基础分析之上，中国现在要拯救经济，但是维持对社会的高压可能吗？比如说政府一方面刺激市场，一方面在市场之上做到更好的产权清晰和责任包干，但对社会继续保持政治上的高压，能不能成功，这么一个问题。

好，为了理解这个问题，我们反过来先从个体上来讲。那么一个个人有没有可能他追求经济权利，但是一点都不在意政治，甚至认可强权政治？这样可能吗？不止可能了，我相信就听这个节目的所有人，我们应该都认识起码100个以上这样的人，我们应该能认识100个以上一心求财，政治能干，甚至在政治之上非常轻建制的人，这个应该是比较容易的。而且对于很多人来讲，这还是一个很理智的决定，对吧？经常我们的长辈劝我们，就是劝正直能干，一心求财。长辈经常说你关心那么多政治有什么用，你自己关心你在网上发这些言，又麻烦，也没有什么改变，也不可能有改变，所以说好好工作，把钱赚到了对吧才可以。甚至很多时候警察就是在喝茶的时候，也会劝一些在网上进行一个政治表达的人，说天天搞这些有什么意思，对吧？就搞钱就行了，中国就是大家一起搞钱，没有必要考虑这些问题。所以说追求经济权利，接受政治压抑，甚至在很多人的眼里还是一个明智的决定。

好，在这个领域之上，我们当然能举出一些反例，绝对能举出反例的对吧？比如说你买了一个烂尾楼，这烂尾楼肯定是个经济的事物，但是为烂尾楼维权本身却是一个政治的事物。在中国为烂尾楼维权肯定是要被限制的，这个似乎就是一个经济自由与政治自由的交叉点。但是这里面也有一个非常重要的视角，好像不能说因为有烂尾的维权被限制这种事情，好像每个人都应该关心政治了，也不是。首先不管是买烂尾楼上访，还是因为其他经济事务上访，在人群之中其实都是比较少数的情况。绝大多数人如果你在一个城市里面生活，你在一个正常的企业里面，甚至你是个公务员，你遇到因为经济事务要上访的事情，当然最近因为公务员发不出工资，又有一些在其他情况之下着实是不多，那你为了上访需要这个政治自由。反过来你为了上访的预备，比如说我们需要人民的自由表达，我们需要言论自由来争取政治权利，被独裁政府惩罚是大概率的事情。什么意思？也就是说你最后一定遇到为了经济事务要上访，要争取政治表达，其实概率不是那么大，但你现在为了这样的权利争取政治自由被惩罚，那是大概率的事情。所以说为了未来小概率事件的准备来寻求大概率的惩罚，对人来讲好像也并不理智，对吧？所以绝大多数人都有一个决定，就说反正这个事情社会主义铁拳也没有砸到我的身上来，我就保持政治能干。我们经常在网上说最后铁拳都会降临的，但我们真实的来讲，我们不得不说，除非动态清理这种事件，对于绝大多数人来讲，铁拳其实铁拳降临还是一个相对来讲小概率的事件，尤其是如果你是个城市居民的话。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好像从个体来讲是完全可以过一个我就求财，我就赚钱，我对政治非常能干的生活。当然我也必须说这种生活能过很大程度上并不是因为平衡能做到生活能过，很大程度上是因为搭便车效应，对吧？什么叫搭便车效应？就是说政治自由是一个像空气和水一样弥散于全民的事情，就像比如说南非结束种族隔离是对所有非洲人都有很大的利益的一个事情，但你作为一个黑人，你并不需要直接参与这个废除种族隔离的运动之中，曼德拉和其他人把这事做到了，对你有好处，这就叫搭便车。所以政治领域有极大的搭便车。比如说8964，如果8964成功了，中国进入一个更加开放的包容性的环境，不管你在中国，你是喜欢共产党，你是讨厌共产党，你是参与是不参与，你都能得到好处。所以这就是搭便车，但搭便车的问题就会导致很多个体可以选择我什么也不做，对吧？反正因为最后可以搭便车，所以如果谁要去争取中国的自由，他去争取好了，我不管现在冷嘲热讽还是怎么样，最后中国真自由了，反正对我有好处，对吧？所以我就不用去做。所以从这个角度一个个体可以好像可以维持这种我只求财，我不要求政治自由，很大程度上也是跟搭便车有关，就真的政治自由了对他来讲，这是可以白白的得到好处。但政治就是这样的，这没有什么可抱怨的好。

从个体上来讲是这样的，那么反过来从社会上来讲，就是从社会来讲，一个国家是不是可以允许经济自由，但是严控政治自由，这是很多人对于中国的想象，认为中国政府就是一个严控政治自由，但是塑造经济秩序的这么一个政府。而过去40年的成功恰恰证明了这是可以成功的。但说实话，这个假设是有很大问题的。在假设里面什么问题？我们把国家当成了一个社会秩序的塑造者，好像国家可以塑造两种秩序，一个是经济秩序，一个是政治秩序。所以中国这样的国家可以选择我只塑造比较良好的经济秩序，但是维持比较不好的政治秩序，这是很多人对中国国家的想象。但这个关键问题就是不存在这样旁观塑造秩序的国家，任何国家都是由统治集团、利益群体、精英群体构成的。那国家本身不是一个塑造秩序的实体，而是一个利益实体。

我们可以发现早期的国家政治上反而是不管的，他管的就是经济。比如说英国最早的大宪章运动和光荣革命运动，是因为政治自由吗？不是，属于交税对吧？所以说早期国家它就是一个汲取财权的实体，它不管它要修长城、修陵墓，要是打仗好，他从社会来求财来赚钱对吧？所以国家与社会的直接冲突并不是政治自由的冲突，而就是经济利益的冲突。所以一个国家只塑造经济秩序，这本身是不存在的。

经济秩序是一个这样的东西，就国家和社会在经济利益之上，其实从根本之上是矛盾的。一个国家蛋糕就这么大，社会拿的多，国家就拿的少，国家拿的多，社会就拿的少。所以说首先我们要转变一个思路，就是不存在一个旁观的与事件无涉的在旁边塑造秩序的国家，首先是一个经济实体。国家不管通过一般国家通过税收的方式，中国这样的国家通过国有企业等等的方式，其实都是在跟社会争利。就与民争利是国家这样一个组织一个最核心的形态。不管是任何国家都存在与民争利，只是某些国家与民争利的手段受到了社会的遏制和限制，那有些国家与民争利的手段并不受到社会的遏制和限制，就像中国这样的国家。

那么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只能想是否存在一个明君，明君本身不需要社会对其进行制衡，但是它是特别有度的，他明白要长期跟社会共处就不能竭泽而渔。所以他也知道自己要向社会剥夺，但是他剥夺的特别有度，他特别有爱民之心，他还给你们足够的蛋糕让你们来拿，当然对现在很多的中国的想象了，对中国的领导人就是这样一个明君。虽然也知道这个国家是要跟与民争利的，但明君他有通盘考虑，他下一盘大棋，在他的大棋之中他能够平衡好国家利益与民间利益的关系，来保证整个经济体来很好的发展，对吧？

首先这个设想非常的不合理，这个设想不合理的第一点就是忘记了经济学的第一大关键要素和第一大关键假设。假设就是稀缺。如果这个世界上的资源钱各种东西不是稀缺的，经济学根本就不用，就不用研究这个学科就不存在。但正是因为经济学的第一假设是稀缺，因为稀缺的存在，对于经济的竞争其实是非常激烈的。所以说依靠某个明君他自己就能够走好钢丝，能够管好这个钱，首先不存在这样的事情。在稀缺性的情况之下，这个难度是非常大的。

第二，社会也不是一个顶层架构的宏观宏观分配。除了明君之外就算有一个明君在社会微观的层面之上，也存在很多在稀缺的情况之下互相竞争的情况。比如说最近李传良这个案件，相信大家都看到了，因为他非常积极的在各种地方接受采访，李传良这个案件他离开体制已经10多年了，为什么这个事突然爆发出来？其实很大原因很明显是黑龙江鸡西和鹤岗等地的地方财政亏空要开始抢钱这个事情。非常明显是一个地方政府从李传良以及和他相关的无关的经纪人和地方企业手上抢钱。他比我抢多少钱？他们可能要抢34亿人民币的钱。当然我不认为李传良是非常干净，在他身上没有任何污点，不是。但为什么10多年之后事情爆发出来，以这么大的力度反他的腐？这就是不是一个宏观的分配，而是一个微观在稀缺情况之下社会跟个体的一个冲击，社会跟个体在经济秩序上的一个冲击。

所以在这个背景之下我们会发现有一个误解，我们认为国家是塑造秩序的，独裁国家着力塑造经济秩序，但是压制政治秩序，这是错误的。国家是一个利益实体。早期国家与社会的冲突都不是什么政治冲突，全是经济权力的冲突。政治权力冲突可能只能在国家内部精英之间存在政治冲突。

所以我们在这里可以看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如果社会找不到与国家抗衡，限制国家的手段必然会被国家侵吞盘剥，这是个必然的事情。所以中国发生的这些事情并不是说最近的政府做的，地方政府做的太过分，或者我们没有遇到一位明君，这个问题可以靠明君来解决，这个问题不可能靠明君解决。

因此我们现在知道一个结论了，我们不可能设想一个国家没有政治自由，却有经济自由。所以我们在这里就明白什么叫政治自由。政治自由，就是社会可以对于权力进行监督干涉阻断的情况，只有在这个情况之下才叫拥有政治自由。我们现在也明白了什么叫经济自由。经济自由不是国家允许你赚钱，而是国家的经济冲动被充分控制的状态叫做经济自由。

好我们现在政治自由和经济自由基本合一了。什么是政治自由，什么是经济自由呢？其实都指的是社会能够对国家的权力和意志进行限制监督的一个情况。所以这个是政治自由，这个是经济自由。因此社会对于国家本身的抗衡非常重要，因为国家的权力其实有一个很重要的功能。因为国家本身要垄断暴力，垄断暴力之后国家权力有个非常重要的功能在社会之中调节矛盾，因为如果国家不垄断暴力，社会有矛盾，就我们人跟人之间就要施加暴力对吧？国家调节的矛盾其实不只是公民跟公民的矛盾，公民跟企业的矛盾，国家还要调节大量人与权利的矛盾，对吧？比如说美国弗洛伊德案件，调解的是黑人与美国警察体系的矛盾。很多国家要调节一个人民跟官员的矛盾，调解警察队伍跟社会的矛盾。

所以这个问题其实大家想想很神奇也很有趣。国家的司法机构、大法官各种法官，其实本身是从政府权力中派生的机构对吧？它是一个受到税收供养的机构。这些机构居然站在所谓法律和宪法的一边而不站在权力的一边行使矛盾调解，这个事情真的非常的奇怪。而且我一定要举个例子让大家理解这个事到底有多奇怪。这事非常奇怪，因为就算在美国，现在美国的最高院大法官，包括特朗普任命的这些保守派大法官，比如说推翻罗伊罗斯韦德案，risks、weight对吧？这个东西是在贯彻美国人民和美国妇女的意志吗？还是在贯彻美国保守党派的意志？它贯彻是保守党派的意志。即便在美国从权力中派生的司法机构在调解过程之中都没有办法完全站在人民的一边，而要站在权力的一边。

所以说一个国家存在一个独立的司法体系可以依据宪法和法律来调解矛盾，这真是一件非常奇怪也非常困难的事情。因此我们会发现这种抗衡就是社会对于国家的抗衡，抗衡到国家必须有一个比较中立的机构在里面提供最关键的公共服务，就是调解矛盾。这个事儿连今天的这么长历史的民主共和制国家都很难实现，这事儿靠皇帝的意志就更难实现了。皇帝下令说司法体系要爱民如子，司法体系要帮助中立的利用法律调解矛盾，想都不用想了，根本是不可能的事情。就像现在皇帝连命令自己的警察不可以盘剥，其实都做不到。为什么做不到？大家应该注意到了，最近最高法都在发布中国不要对企业家进行留置，这很明显已经成为一个公开现象了。什么叫对企业家进行留置？说实话这话说的太文绉绉了，翻译成白话文，全国各地都在出现公检法体系绑架企业家已从企业家勒索钱财的事件，这个就叫企业家叫留置。留置这个词听上去不容易理解，限制人身自由，就是抓企业家限制人身自由进行以罚款或者其他更直接的方法侵吞其资产。所以最高法来讲不要对企业家进行留置，这个事情很明显已经成为公开现象。但皇帝下令为什么这么难实现呢？因为如果地方政府不用这种方法，对企业家进行留置的方法来抢钱，那地方政府可能就发不出工资，财政问题就要更大。所以皇帝是在地方政府发不出工资和留置企业家之间做两难选择。比如说如果他真的要强力说哪个地方你要敢留置企业家抢钱我就重重的惩罚你，首先第一，企业领域反腐很可能就要完全暂停，企业领域与底层公检法可能就要形成其他寻租关系。第二，那地方政府就会说这样也可以，你最好把转移支付增加一倍，不然我们财政是维持不下去的。所以靠皇帝的意志来实现这个东西其实非常难的。

所以这是在这里我们就发现了其实社会抗衡非常重要。回到最开始的一个问题，我们能不能设想一个国家在挽救经济的时候对社会继续施加高压？是不能想象的一个国家，如果他要着力挽救经济，却对社会施加高压，阻断人们的政治表达，对经济的挽救很大概率是不会成功的。

当然还有可能会说说社会抗争，社会对权力限制，也不是万圣节cosplay，你的cosplay不就是抱怨一下就玩，能有什么限制？你要真的对于权力进行限制，这是工会阻挡，正经的上街抗议，各种严肃的监督，对吧？但我必须说如果这些在中国都可能没有人用万圣节cosplay来做政治表达。那万圣节cosplay在任何国家都是一个玩的事情，为什么万圣节成为一个这么敏感的事件？原因很简单，就你刚才列举的其他一些都做不到。在中国组不了工会，你说我没有办法正经上街抗议，在中国没有办法用媒体和其他方式进行监督，更不可能主党派进行多党多党制运营对吧？连用国际的社会对中国实行监督都不可能吗？正是因为所有这些方法都不可能，娱乐的万圣节才成为了一个政治表达的窗口，才成为了让政府风声鹤唳的一点。

其实我也要说社会抗争本身是存在文化表达的，不管是万圣节、电影艺术，这是一种动员方式。我们不能想象社会动员一点宣传都没有。社会动员这都是特别实际的工会是党派的，工会要宣传，工会宣传有没有通通过万圣节进行宣传对吧？文化表达和文化动员在一个社会抗争中非常重要，也是社会进行抗争本身的一个博弈信号。所以说就算中国未来这个方法都有了，万圣节做政治表达其实也非常正常。

所以说批评文化抗争是一种惺惺作态，是城市布尔乔亚，我觉得是特别廉价的批评。有多廉价？就像王志安去台湾说选举造势晚会不理性，对吧？选举造势晚会只是选举中的一个环节，正如万圣节的政治表达只是所有政治表达的一个环节。你把这一个环节拿出来批判这个环节不具备全部的性质和特点，这本身是个特别廉价的批评。所以说当然这就是国内的所谓的很多左翼特别喜欢批判什么城市布尔乔亚这样那样。

好刚才所有这一期里面有一点我觉得是可以去魅的，我认为最值得去魅的反而是技术创新和发展是否需要政治自由。我们经常说技术发展需要开放的空间，技术发展需要人的思想不受限制，需要能够犯错才可以需要宽容的社会空间，这个空间是不是一定要通过政治自由呢？我觉得可能还真不是，真的未必。刚才我们举了中国的例子，还有更好的例子，还有朝鲜的。朝鲜应该是全世界政治最高压的国家了，朝鲜的军用卫星也有了，弹道导弹也有了，核武器也有了。全世界同时能把这三个东西掌握的国家军用卫星弹道导弹核武器加起来应该没有几个。当然朝鲜的这三个技术是在中国跟俄罗斯的帮助之下建立起来的。他反过来说中国早期的这些技术不也是在苏联的帮助之下建立起来的吗？他一旦开始学习，他自己很可能就能够实现自我的自我的技术路线的发展。所以说一个国家如果只进行技术创新的话，对于技术团队内部就像我们刚才讲的，施加足够的经济激励，给予他们责任包干制是完全可能的，根本不需要任何政治自由。所以我会认为技术创新和技术发展还可能真的跟政治自由可能没有什么关系。像中国和朝鲜这样的国家都可能存在一定技术创新的可能性。

好今天我们讲的就是中国现在正在着力挽救经济，但是万圣节这个事件体现出中国对于政府对于社会还在继续保持特别大的高压，这两个事儿有没有矛盾？很多主张不矛盾的人就是从中国过去40年的改革开放来讲，好像中国过去40年经济的奇迹建立在政治高压基础之上的，看起来是不矛盾的。我就反过来说其实是特别大的矛盾，这两个事情是不能两全的。我们现在所面临的经济结构性的困境和结构性的困境如此难以解决就是政府与社会的经济权利，政府在社会中求财，侵占整个社会，有了经济权利的一个结果，这个是这恰恰就是问题之所在。

好今天讲这个其实我也预告一个事情，整个11月我都会有一个大的活动。11月大活动跟最近不是诺诺贝尔经济学奖，如果大家你看过那两本书，你就会发现我刚才上面的一些观点跟这个书本身是有关系的。诺贝尔经济学奖今年获奖了三位大龙，就是戴尔曼斯卖c码都包括詹姆斯 C门等等，他们其实都是研究经济与政治制度的关系，研究政治制度与繁荣的关系。所以说我会在11月有4个活动，在东京会有线下的，然后在非东京也会有线上的直播，在disco里面也会有大家讨论，就是跟这个中国的社会转型与这个政治经济关系的这么一些讨论，就基于他们的两本书，国家为什么失败和自由的窄廊来进行讨论。大家也可以去参与这个活动，你在活动的预告，你在我的Twitter和YouTube上我也会发，如果你在disco里面或者其他地方也能看到，在东京的话也欢迎来参加线下的活动。

好今天我大概要讲的就是这些，从万圣节我们来讲讲中国为什么一边拯救经济，一边还要干社会干到这个地步。来看看大家有没有想说的，如果你对我哪里说错了，你要刊物或者我的观点你不认可，我们都可以讨论，包括如果你有你的问题和你的comment我们也可以来进行探讨，你可以举手我们连麦或者右下角的对话气泡提供你的意见，让我们来看一看。有一个讽刺我觉得很到位，说是小布尔什维克的无病呻吟，我觉得这个很好笑，因为左翼老师说话就是你们小布尔乔亚的惺惺作态，就反过来说这种批判是小布尔什维克的无病呻吟，x可以非常正确，ok。

对，这里说上海和广州有非常多外地人和年轻人，其实他们受到最多的压迫，且有很强的自由表达，不妨碍他们让他们再逛逛街可能就要学会游行了。他说白纸期间广州本地人有很多人当街辱骂白纸，说广州人只有吃吃喝喝的诉求，不考虑吃吃喝喝，钱可能是因为他们的钱是从收租来的，对，这个也是有硬道理的。原因是在中国如果你觉得我过去没有政治自由，但我经济自由不错，如果你产生这个想法，绝大多数可能你在中国属于城市中的中产阶级，甚至你属于比如在一个小县城你属于体制内，你有这个感觉。如果你是个农民，你每年就是国家中储粮来收粮，就那么点钱收，然后你爸岁数大了，或者你爷爷奶奶岁数大了，一个月拿200块钱出头的养老金，医保只能去县城医院，一旦病大去三甲医院只能报一半，你就会发现这个国家跟社会的分配是一种什么样的分配了。所以确实中国过去存在大量的人认为好像经济自由跟政治不自由是可以融合的，这个原因也是因为在过去整个主流的舆论和呈现主流意见的还是以这个城市中产阶级这个城市的市民阶级为主，市民阶级当然有可能有时候会觉得这两个事是不矛盾的。

好，这个问题说对金观涛的超稳定结构如何看待？我跟你说我这书我之前还真看过，就是金观涛从中国古典历史中总结出中国存在一个超稳定结构，今天的中国政治也是这种超稳定结构。但你要让我现在说超稳定结构是啥，我还真有点忘了，稍等我看一眼。但你知道吗我既然金观涛超稳定结构，我忘了很大程度之上，我觉得超稳定结构应该不咋地，我先简单唤醒一下我的记忆。

ok我的记忆被唤醒了，就记忆唤醒的就金观涛认为中国存在有几个条件，我想起来了，中国因为中央集权，而且中央集权的整个行政体系对地方的渗透是非常强烈的，这种强烈性导致地方出现危机和动荡的时候中央政府能够快速的进行介入对这个地方政府进行修复，这是它的一点。第二点就是说中国长期是个农业经济依附于土地，就农民和人就必须依附于土地，这种依附于土地本身就是一种人员流动和经济系统的稳定性，它就是由农业的周期率来完成的，就使得农业的生产模式跟社会结构是比较稳定的。第三个当然大家说儒家就是儒家文化传统起到了维护社会秩序的作用，对大概他是这么这个说法。这个说法我觉得两个大问题，第一个大问题就是首先到今天的现代社会这个说法里面有很多东西都已经不对了。首先中国现在并不是一个农业经济基础的国家，中国已经成为一个工业和消费为基础的国家。第二，中国的儒家思想在中国还能不能起到从上到下维护秩序的作用？我认为也比较难。对，现在肯定已经不是这样了，但我反过来讲在历史之上我认为也不是这样。首先历史之上中国有没有超稳定结构本身就是一个非常值得去反思的问题，就过去我在历史节目里面其实讲到过，中国每次到王朝更迭都有1/3~1半甚至更多的人口死亡，每次一个王朝末期的民变和一个王朝末期的动乱，中国人就要死一大堆。如果你看西方的人口增长，至少一一之前就是维持非常平等比一个非常平的曲线，大概是当时的马尔萨斯的顶端了，然后后来从文艺复兴之后人口开始逐渐上涨，但中国很早马尔萨斯上线就比西方要高得多，人口密度要高得多，但中国每次都是王朝建立人口比较快速上涨到王朝末年人口断崖式的下跌，然后再慢慢上涨，然后再来一次量式下跌，所以这种东西真的能叫超稳定结构吗？我本来就挺疑惑。

第二就是中国过去比如思想与文化传承儒家思想真在中国封建社会中起到了自上而下维系秩序的作用吗？其实我看也未必对吧？就是儒家思想很可能只在精英里面起到了一些维系稳定的作用，比如到清末太平天国，太平天国之前民间信仰是儒家信仰吗？不是，民间信仰其实还是类似于像西王母信仰一些各地的地方神指信仰这种泛理论的信仰这些为主，你说儒家信仰真的对于民间有多大的影响作用？其实也未必。所以金观涛超50结构我觉得对这是我的评价了，我觉得一般解释的比较少。有人附议说小布尔什维克的无病呻吟是个好梗，我就认为以后可以经常使用的一个梗。今天我这个节目也其实就像是用万圣节这个事件做一个引子，给大家展示一下今年得诺贝尔经济学奖这些人他们的视角是什么样的。

好，这个问题说这样下去上海会失去它的独特地位吗？像香港一样。首先上海在中国的独特地位本来就在经济上就没有香港那么强烈，因为本身它它的货币系统等等还是跟国内一样的。但上海本身依然有非常强的独特地位，在政治之上上海是有非常强的独特地位的，你看现在顶层权力者李强和习近平都是在上海任过职的，就是江浙沪任职在中国依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事情。所以上海的中国经济里面它的独特地位跟香港我觉得不一样。香港的独特地位是从整个经济和金融结构上来讲，主要是货币融资等等方面，香港是一个非常独特的结构，是中国人民币国际化中国企业国际化的一个重要的窗口，也是中国内外经济和金融流动的一个窗口，这个是香港的地位。但上海经济的独特地位很大程度上来源于他在中国政治上的一个独特的点。不管是从文革时期大量的4人帮帮派是从上海发展起来的，然后之后上海的干部在中央圈子里面都会得到很大的重用。当然上海干部指的不是上海人，就是去上海执政的干部，所以上海在干部梯队培养之中，就江浙沪地区我们说未来的长三角，长三角在中国政治干部培养之中其实还是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我觉得上海在政治体系内部它的独特性是不会因为这个事情失去的。相反因为这样的事情上海的独特性会增加，请问江泽民是如何上台的对吧？江泽民上台肯定是在89的时候在上海就维护秩序有功，李强是怎么上台的对吧？所以你会发现上海的政治上是非常具有独特性的，而上海的政治上的独特性恰好是看到一个干部，你能够搞的对上海就说明你能搞得定在经济发达地区的政治秩序塑造和政治秩序稳定，这是上海的独特性，因为上海是一个民营经济发达的市民社会，对于政治权力有一定挑战的一个地方。所以说在这个城市里你要搞得定就说明走政治和经济的钢丝，我开始说的他们认为的钢丝说明你是会走的钢丝，你要会走你就有在中国夺得大位的可能性。所以上海不仅不会因此失去其独特性，我觉得这是强化了上海在政治体系内部的独特性。这得说能否谈谈现在上海主政的这位，这就说明在国外上过学有喝过国外的洋墨水，然后看上去是一个这个技术官僚，因为上海站这位是应该是我没记错的话是帝国理工的化学博士，就是这个东西这个染缸比起我党的大染缸，这个帝国理工染不了他啥，他还是在我党的体系里面被染的最严重，就是他已经不能够你把它想象成一个英式教育体系之下培养出来的技术型人才了，他就是一个我党的人才。

好，这个问题我还挺想回答，说万圣节的反抗还是中产的宣传并没有能够让农村非体制非中产受众还是有距离感，这个问题真的不能这么说，这个问题我从之前节目就收到过一次，好像不是说一个市县农民没有参与进来这个事就不行。是这样的，整个国家存在一个基本的权力竞争的轴线就是社会与政府社会与政府的竞争轴线很大程度上最后要落实下来是什么？最后落实下来是对权力的制衡和司法就是独立司法类似这样的东西。那么独立司法落实出来之后对农民农村是有好处的。一个国家不可能建立了独立司法独立司法只判城里人的问题农村里面出现农民跟警察冲突他不管，这是非常难出现的一个情况，因为独立司法在社会里面是一个必须覆盖全局的情况。所以说你不能说你们中产都不提农民，你们中产他都不提底层，不这个问题是我觉得真的不能这么讲，这么讲是一个就是中国过去我们之前的杨丽姐妹讲过，这是一个比较民粹主义的说法。这个民粹主义的说法还是有浓重的法国大革命的痕迹，大革命痕迹只有最底层才是最正义的，就是谁惨谁正义。就是如果一个活动烧不上这些底层他就有问题，他就有距离感，我觉得不是这样的。你看世界历史上有两个模式，一个模式是底层暴动革命对吧？以法国大革命为核心，但法国大革命成功了吗？第二个模式是社会逐渐改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