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的条件：足够的，无法忽视的历史遗留问题 • 历史实有主义10 | 审时煮茶

中国在今年刚刚举办了二十届三中全会。

在经济下行的周期，二十届三中全会也引发了一定的关注和期待。当然，最后期待落空了。二十届三中全会唯一具有实质性的内容，就是解决地方政府的财政危机，把一些税务下放给地方，并且调整了消费税在中央和地方之间这个调整比例。除此之外，二十届三中全会几乎就没有什么大的实质性内容了。

那么在中国历史上最重要的三中全会，毫无疑问就是第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官方历史之中，十一届三中全会也是中国现代史的一个转折点。今天我们就回到十一届三中全会的现场，来回答一个问题：为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竟然可能发生？我们同样可以来看，今天为什么我们还不具备发生真正二次改革开放的机会？在什么条件之下，我们可能能够真正迎来二次改革开放？我相信对十一届三中全会的回溯，能够帮我们很好地建立这样的一个预期等等。

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审视主抓》节目，我是刘晨。这期节目依然是我们的历史实有主义改革开放节目。我们上一期刚刚讲到真理大讨论，那么真理大讨论之后，接下来改革开放历史的重中之重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在官方历史之中，其实就讲到十一届三中全会。十一届三中全会转轨之后，中国就走出了一条康庄大道。但实际历史完全不是如此，在我看来，改革开放过程中真正重要的恰恰是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结束到1989年六四中间，这11年期间的拉扯，改革派和保守派的反复拉锯过程决定了中国现在的面貌。但不管怎么说，十一届三中全会确实是一次了不得的转轨，是中国近代史的转折之处。它虽然不如官方描述的那么重要，但是也是值得来细细审查，尤其审查的是，我们不能把十一届三中全会当作是当时的人都有预期、都预料到要如此发展的一场会议，恰恰不是，当时的人并没有预料到实际上会向这个方向发展。

所以为何会发生这么一次转轨？或者说，中国漫长的从建国之后，可以说从1952年到1953年就有预期的这场漫长转轨，在20多年之后，为什么在1978年十一届三中全会完全转轨了？就是我们今天要来回答这个问题。

十一届三中全会是在1978年的12月18号到22号开的时间，就是这4天。距离它、距离毛泽东逝世和粉碎四人帮，几乎是发生在这个事件之后的2年。它并不是马上就发生在粉碎四人帮之后的。粉碎四人帮之后又进行了两年时间，这两年时间是华国锋在主政之后发生了十一届三中全会。它跟中美建交的时间几乎是同时发生的一个事情。

那么三中全会只有4天，这4天并不是中国历史真正的转折。中国历史的真正转折，其实是三中全会之前的一个中央工作会议。那么这次十一届三中全会，其实只是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成果的一次宣告和一次庆祝而已。所以我们真正需要关注的，恰恰是这4天的三中全会之前的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时间很长，不仅长，比它预计的还要长。最开始在预料之中，这一次中央工作会议要发生20天，但最后实际进展了36天。它是从1978年11月10日开始，一直到12月15日才结束。所以这是一次比预想中要长得多的一次中央工作会议。

那么参加这次工作会议的人范围非常的广，一共有212人参加了这次盛大的中央工作会议。那么各个省、直辖市、自治区和各个军区的一把手、二把手全部参加了这次会议。所以这次会议就是当时中国最高领导层的核心阶层参与了这么一次会议。

那么就像我说十一届三中全会并不是大家预料之中发生的。在华国锋决定召开这次工作会议的时候，在他的看法之中，这依然是一次高度去政治化的会议。他一点没有想来和大家探讨政治的话题，相反，他特别希望能够快速把中国从政治斗争转向经济建设，来让他的统治能够稳固。所以在最初的设想之中，这个时候请注意，华国锋依然是中国的最高领袖。

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有三项议程：第一项是讨论加快农业发展若干问题的决定，就是为了当时解决中国最大的一个社会矛盾——农村和粮食危机的矛盾；第二个是商定1979、1980年两年的国民经济计划安排，这个是中国的计划经济体制中非常如听的，就是非常规律性的一次在中央工作会议之上来讨论这个计划经济的问题；第三，讨论李先念在国务院务虚会议上讲话稿。国务院务虚会是我们之前提到的，中国当时有很多代表团出访，出访了东欧、西欧、美国，从外面带来先进的经验。这么一次国务院务虚会议，这个会议是关于中国经济对外开放的主要举措。所以说在最开始的想象之中，这次中央工作会议探讨的就是农业问题、对外开放问题和计划经济，这个流程性的规律性的计划经济问题。所以它并不是一次特别强烈的政治会议。

那么华国锋在规划这个会议的时候，依然在坚持很多阶级斗争的语汇。比如说这次会议之中，还是提到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理论和抓纲治国的十一大路线，这都是毛泽东思想和毛泽东路线的延续。而且就在探讨这三个具体问题之前，华国锋还想进一步锁定会议本身去政治化，团结不要引发争议的色彩。他在讨论所有问题之前，他先讨论的一个问题就是从1979年1月起，党的工作重点要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虽然这个工作方向是邓小平9月份视察东北的时候提出的，但华国锋接受这个建议，并且把它作为这次中央工作会议的第一大要务和第一个共识，就是从明年1月开始，这是一个发生在11月的会议，从明年1月份开始，我们就要全面转向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了，我们要停止一切政治斗争和政治路线的对抗了。所以华国锋最开始开这个会，希望把它去政治化，能够转向实际的经济发展这么一个问题。

但是与会人员完全不接受这样的去政治化的议程，其中最典型的是陈云的发言。陈云在这里提到6个问题，我就不一一念了，其中包括薄一波等60余人叛徒案件、文化大革命被打成叛徒不就是坚持不进反省院的人，陶铸、王鹤寿在南京陆军监狱坚持不进反省院的人、彭德怀骨灰的安置问题、天安门事件的平反问题和对于康生的清算。曾经说康生同志的错误是很严重的，中央应该对康生同志的错误给予应有的批评。康生就是直接毛泽东刽子手，当时领衔党内的内部清算部门，但是在在他逝世的时候还是受到了很高的礼遇和评价，所以陈云也认为应该去清算康生的问题。当然这些问题背后其实是党内巨大的争议，争议就是人事问题平反问题。陈云本人也是带着很大的怨气提出这样的问题的，因为陈云在这个时候还没有任何的职位。虽然作为党内元老享有极高的声望，但在这次会议之上并没有提出任何与人事相关的议程，以及他能够得到重要的任何证据。所以陈云本人也是你的自己的经历和极大的怨气，提出了与党内平反和党内人士问题为主的一个政治化的进程。

那么这样的进程之后就打开了话匣子，很多人接着开始提出了大量政治议程，其中包括对于当时当权的——就是华国锋和汪东兴指名道姓的批评。指名道姓批评的人，比如说当时井冈山时代就相当有地位的谭震林。谭震林我们上一期讲真理讨论的时候是讲过的。谭震林当时不是要写纪念毛泽东85周年诞辰的文章吗？但在文章之中浓墨重彩的写支持这里大讨论。当时不管是汪东兴和谁希望他改这个稿子，谭震林都旗帜鲜明地不改这个稿子。所以谭震林在这个时候作为一个党内的老资格其实是有很大影响的。他当时指名道姓的批评反诗派，他就说汪东兴提到毛主席是不能指责的，不能做任何违背他思想的事，谁要是批毛主席历史上的错误，谁就要冒杀头的危险，进行这种批判就等于不尊重和亵渎皇上和最高权威，并且是违反马克思主义列宁原则的，如果这样，难道毛主席比耶稣基督、释迦摩尼、穆罕默德还高贵？比高贵的皇帝马克思、列宁还神圣不可侵犯吗？所以你会发现这里面不仅指名道姓的在批评汪东兴，而且其实指名道姓的在否定毛主席，在否定毛泽东对吧？可见当时改弦更张，在讨论经济问题之前要彻彻底底的讨论政治问题的倾向和共识是非常严重的。

因此在会议之中不得不为当时有特别巨大争议的社会事件进行平反。平反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天安门事件。如果你不熟悉的话，可以去看这个影片。那么在10月14日，经过中共中央常委的批准，由北京市委——就是说北京市已经换了市委书记——就出面对天安门事件进行平反。《人民日报》发表了实事求是有错必纠的社论。有错必纠就是指过去对天安门事件认为是一个反革命活动进行纠错和平反。当时的人就产生了一种解冻以及改弦更张的氛围。紧接着南京事件——就是南京发生了一个和天安门事件比较类似的事件——也得到了平反。吴晗的历史剧《海瑞罢官》也宣布了平反。所以当时社会出现了大规模的解冻和平反，作为政治改变和政治变轨的一个非常重要的事件。

而且这次转变其实并不是计划之内的，不管是邓小平、陈云和华国锋、叶剑英都没有预料到这一次巨大转变的发生。这次转变还就是在中央工作会议之上慢慢发生了一次紧急的转变。比如说邓小平当面完完整整36天都参与在中央会议之中。他当时还有外部出访的事件。在出访之前他其实已经准备好了自己在中央工作会议上的发言稿，而且让胡乔木和余光远帮他做的充实。但是10月14号请注意，你看10月14号就是中央政治局常委批准要为天安门事件平反这一天，这一天邓小平刚好从东南亚归来，就知道其实气氛已经完全变化了。他不得不在这个时候紧急着让他的笔杆子团队为他草拟了一份完全不同的讲话，这个讲话我们一会会提到。所以说明邓小平是完全没有预料到这次会议是有重大转变的。华国锋也是一样。叶剑英也敏锐地捕捉到了这个时候氛围的巨大转变，因此他说服华国锋让他准备一个新的讲话，表示他接受了这些全新的变化。

所以说关键性戏剧性的一幕就发生在11月11号到11月25号这个时间之间。在这个时间之中就是会议的早期，希望展开一次经济讨论的愿望落空了。这个会议已经完完全全变成了一个政治批判，变成了这两个凡是和毛泽东路线本身的批判。

那么邓小平在12月13号工作会议之上就做了著名的演讲——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很多人认为这个讲话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上做的，其实不是，他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前，就是中央工作会议之上来做的。

那么在讲话之中邓小平讲到了几个重要的观点。第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反教条。他说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都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就不能前进了，它的生机就会停止，就要亡党亡国。那么在那个时候本本主义指的是什么？其实本本主义指的就是指向毛泽东。所以第一句话是反毛泽东路线。之后邓小平提了很多在我们今天看起来都比较先锋的话题。第一点是反本本主义，就是反波斯多的教条路线；第二点就是民主。邓小平说当前这个时期内特别需要强调民主。现在敢出来讲话的还是少数先进分子，我们这次会议先进分子多一点，但就全党全国来看，许多人还是不那么敢讲话。在党内和人民内部的政治生活中只能采取民主手段，不能采取压制打击手段。一个革命政党就怕听不到人民的声音，最可怕的是鸦雀无声。他强调民主。接下来强调法治。为了保障人民民主必须加强法治，必须使民主制度化法治化，使这种制度和法律不因领导人的改变而改，不因领导人看法和注意力的改变而改变。好，这是制度化和法制的建设。最后提到经济改革。经济改革并不是像华国锋讲的，搞一些对外开放，搞一些建设提高一些指标，搞华国锋式的跃进。邓小平指经济改革必须是一个体制改革。他说我国经济管理体制权力过于集中，应该有计划的大胆下放。当前最迫切的就是扩大厂矿企业和生产队的自主权等等。

所以邓小平的发言其实可以说是非常的大胆，也是对当时新的情况做出了强有力的回应。当然我们一会儿会讲这些消息的回应，为什么与我们今天，我们这些人所设想的政治体制改革完全不是一回事儿。一会儿我们来细讲。

华国锋在这个时候也后退了一步，华国锋做出了非常大的妥协。关于两个凡是，他当时就说在中央工作会议之上我考虑的，刚刚粉碎四人帮，我就讲了两个凡是，现在来看这两句话对同志们解放思想不利，不应该讲这两句话，我的讲话稿虽然政治局看过了，但我是主席，责任在我。这是他批判自己讲的凡事。接着他也是关于真理讨论，他说5月16号光明日报发表真理讨论文章，我刚刚访问朝鲜归来没有看，后来中央常委对我说这篇文章有不同看法，才找来看，认为观点是对的，常委议一下叶副主席建议开一个理论互陆续会，大家都同意我们要在三中全会之后召开这样的会议。第二点他就是强调对于真理讨论的支持，其实他最开始是不支持的。你看我们上期节目就知道华国锋最开始是不支持的。第三点他说以后给中央写报告，写党中央就行，不要写华主席党中央，不要写英明领袖了，写华国锋同志就行。他自己主动在他自己最开始所体现出来的个人崇拜之上也退一步。

那么退这一步之后，其实邓小平就彻底成为了核心。虽然邓小平没有在会议之上得到实际的职位，华国锋依然是中国的最高领袖，但是华国锋从这次讲话之后在实际权力之上已经后退了。其实这是叶剑英当时做的政治平衡术，因为叶剑英当然不希望华国锋独挑大梁，但是也认为如果把所有职位全部集中到邓小平身上，可能邓小平会成为新的毛泽东的风险。所以在这个时候给了邓小平实权，但是没有给他实际的名声，也成了邓小平生涯后期的一个问题。

那么三中全会之后邓小平成了新的核心。除了邓小平之外，有很多人就是邓派的人士都重新得到了重用。比如说陈云又获选为中央委员会的副主席。陈云从连中央委员都不是一下就成了常委。那么其他邓颖超、胡耀邦、王震都成为了中共中央政治局的委员。那黄克诚、宋任穷、胡乔木、习仲勋、王任重也成为了中央委员。那么这些改革派就纷纷进入了中央。华国锋虽然还在担任所有的大位，但其实也是不做实际的工作了，邓小平已经成为了中国的绝对领导核心。这个就是三中全会中间产生了巨大的转变。这并不是一场计划好的转变，而是其实是由陈云等等人主动发起的一次讨论政治问题导致了一次转轨。

那么关键就在于为什么会产生这么一次转轨？也就是说如果我要回答一个问题——这种改变在什么情况之下会发生？那么今天回看起来我就要说三中全会为什么大家不要放下过去而去回溯翻旧账？把过去问题解决了才敢进行新的讨论？其实就是中国历史遗留问题太多。当时所有人都产生了一个共识，就是必须清除所有的历史遗留问题，我们才可能真正往前看。所以说历史遗留问题的集中和历史遗留问题的显著共识成为了改革的一个核心。当然了，我认为非民主国家或者不是完整的民主国家，不是由民意推动改革，大概都是如此。必须让历史遗留问题足够显著，在历史进程之中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可能才能够迎来转轨的时刻。我们之前介绍的印度也是如此。印度为什么要折腾到91年才能进行转轨？当然印度的转轨比我们更加彻底，就是你在印度的政治和社会进程之中所改的过程也是反反复复反反复复，在不断的危机之中才会迎来最后比较完整的改革。中国也是一样。

但这个时候我们就来讲，刚才邓小平不是提到民主吗？邓小平不是提到法治吗？我们就来讲这个跟我们今天的语境不一样，就是因为在他们的语境之下，历史遗留问题是非常具体的，不是我们今天对于共和民主制度本身的向往和期待。当时你会发现陈云邓小平其实都有个共识，就是中国经济要发展经济体制要改革离不开政治体制的改革。这话我们今天也说。你看这话温家宝在离任之前也说对吧？认为中国需要政治体制改革，不然文革就会再来。今天到我们的提案，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政治体制改革，我们指的就是中国执政需要现代化，需要民主需要分权，需要共和制的改变对吧？这是我们今天的说法。但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前后，当时的人认为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政治体制改革，这个政治体制改革并不是建立一个现代的民主制社会，而是什么呢？主要就是指消除矛盾路线，消除毛泽东在建国30年的历程之中对于中国留下的深刻痕迹。所以当时的政治体制改革主要指的是去谋划，而不是我们今天想要的这些东西。

所以说什么是当时留下的历史遗留问题？我们梳理这个事情是把当时的历史遗留问题和我们今天面对的历史遗留问题来做对比。因为还是中共体制，所以很多问题其实是类似的，也是可以比较的。那么第一点当时的第一大遗留问题是什么？就是毛泽东和他留下的体制。那什么是毛泽东体制？毛泽东当时在中国体现为他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路线，对于中国正常化多次的反反复复的打断。那么多次和反反复复打断了多少次呢？第一次其实就是从51、52年开始。51、52年中国刚刚要在建国之后进行新的改变，推进15进程的时候就搞了三反五反运动，三反五反运动留下了巨大的社会伤痕。那么这个社会沙龙之后毛泽东不就是搞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吗？这算是一次社会正常化运动。但百家争鸣百花齐放，马上在57年就搞了反右运动。立即衔接58年的大跃进。大跃进的中国饿死可能有4,000万人。这次饿死之后中国又有走向正常化的机会，就是由刘少奇主导中国正常化进程，当然也危及到了毛泽东的统治，这个过程就变成了65年的反修运动，直接变成了6年的文革再次打断。那文革浩劫之后周恩来和邓小平又主导了新一次的社会正常化。这次证券化运动又被72年的批零批的打断。那72年PPP的打断直到林彪出逃，林彪死亡之后中国再次迎来社会正常化，是由邓小平主导的。但这次社会正常化又被希特勒的反击右倾范万峰打断。可见从51、52年三反五反之后毛泽东的阶级斗争和革命路线多次的反反复复的打断了中国社会正常化的进程。所以这个是历史遗留问题，当时党内人可能感受最强烈，最需要在这个时候改弦更张，尤其是挑战两个凡是挑战华国锋还要延续毛泽东一系列阶级斗争路线和阶级斗争话语的这么一个冲动。所以这是第一个历史遗留问题就毛泽东路线对于中国正常化的反复打仗。

第二个历史遗留问题就是农业问题。因为中国不管从大跃进的饥荒还是到70年代其实中国农业还是养不活中国这么多人，因此农业和饥荒问题成为了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个关键风险。这个关键风险也与毛泽东体制有关，中国是不是要坚持人民公社？坚持人民公社的背后就是中国是不是要坚持所谓的教条化社会主义？还是可以引进一部分个体的商业化的要素，就是联产承包责任制对吧？如果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在当时就被当做是一个资本主义的状态，但是当时很多人认为只有进行联产承包责任制包产到户才可能解决中国的农业问题，解决中国这个最关键的饥荒的风险和危机。

那么第三个其实很大一部分的毛路线是集中在党内的。你看我们说第一个是毛路线今日特征，第二个是毛路线在农业上的体现，第三个就是毛路线在党内的体现。在党内体现就是毛路线在过去一直以来的各种斗争，一直以来的各种把人打倒。所以这时候很多老干部像陈云为代表的就需要平反，需要用这个方法重新回到工作岗位，和也包括过去的打倒这些干部的体制，就是从刚生道光东线专案组体制就成为了党内一个斗争的力量。所以这个本身也是党内所感受到的历史遗留问题，需要迫切解决的。如果这个不解决，很多人重新复出工作都是不可能的事情。还包括很多的语汇和顶层的政治原则，包括中央工作为农业文件，当时华国锋写的还是抓革命促生产革命。在这个时候一定要提我们知道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革命阶级斗争慢慢退出了中国的语汇。包括在这个时候毛主席还有一个问题就是对于真正问题的回避。在之前中央工作会议的农业文件之中，农业文件还在提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还在提连续十几年的大丰收这些谎言。那么岛内也不能够再接受这种谎言和对于重大问题的回避，这也当做是过去所需要抛弃的历史遗产。

所以说正是因为有这么多的历史遗产压着要解决这些历史问题，本来希望开成经济工作的会议才变成了一个政治改弦更张的会议。但是这些遗留问题有一个很大的问题，我就说你看我们刚才所讲的遗留问题最关键的就是毛主义问题。这些问题更多的是被党内所感受的，比如说陈云最关心的问题是平反的问题和老干部任用的问题。这绝对不是当时普通中国人关心的问题对吧？这还是作为一个党内政治斗争中你能够感受到的历史遗留问题。但当时对于普通中国人来讲历史遗留问题是什么？它并没有体现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上。因此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如果有历史遗留问题，这个问题不体现为中国的问题而更多体现为共产党的问题。社会的感受和社会这些问题的感知在这个会议之上得到的反应和代表是非常少的。从根本上导致这次改革本身并不彻底。这就像我们这边来讲经济改革需要政治体制改革，对于社会来讲政治体制改革需要在一个全能国家或者 To tell me 什么集权国家需要在集权国家和社会方面做出很大的改变，这是社会需要的。但对于党内来讲所谓经济体制改革需要政治性的改革，改变的只是毛主义。

当然最后确实向社会释放了一系列活力和空间，当然对于社会真正想要的是肯定不足的。这次导致改革非常不彻底。改革不彻底从中央工作会议里面就有。邓小平在当时选择了一个相对来讲比较安全的路径。比如说当时他与政治局常委见面就做出保证。他虽然跟毛有分歧，但是绝对不会成为中国的赫鲁晓夫。他说毛主席为党作出了卓越的贡献，他不会像赫鲁晓夫抨击斯大林——就是赫鲁晓夫在斯大林死后做了一个秘密秘密汇报一样——那样去批判毛泽东。他还向他们保证中国必须要继续团结在毛泽东思想的旗帜之下等等的情况。他还说他对于中央工作会议实际上出现了这种对于改革的乐观情绪，他也对那些资历教育的同事说不要被暂时的胜利冲昏了头脑。他告诫说中国不可能很快解决所有的问题，不可以想当然的急于求成，有一些难题只能留给下一代人解决。他在这个时候还暂停了中央工作会议之上对于文革的彻底反思和对文革的彻底反对。所以说中国对于文革的彻底反对要再等两年才能够完成。在十一届三中全会之上是没有对于文革的彻底否定的。而且他也建议要先看大局再想局部，先讲大道理再讲小道理。他也说吸收外国投资和技术是重中之重，为了这个要保证国内的稳定，而且要避免让群众和外界产生中国存在权力斗争的现象。中国是不是存在权力斗争？当然是不只是毛泽东死后的真空，也是他与华国锋的权力斗争，权力斗争是真实存在的，只是他避免让人产生这样的印象。

当然邓小平说的不全是错的。我们很快就可以看到随着十一届三中全会之后的西南民主强和理论工作务虚会议在邓小平和陈云的联合绞杀之下都迎来了第一次巨大的倒退。我认为我们了解展开历史最重要的就是这些反复拉锯的过程。为什么会有反复拉锯？跟邓小平本人的改革不彻底，他无法彻底的否定毛其实是有非常大的关系的。他为什么不能彻底否定？是因为我们就说了这次确实是因为历史遗留问题的集中导致了这么一次变轨。但是这次历史遗留问题是党内的历史遗留问题而不是中国社会的历史遗留问题。

而且这次改革之上还出现了一个根本的矛盾。我认为这个矛盾到今天中国都没有完全解决。你看当时为了解决党上层的问题采取的手段是集体领导。让集体领导之间互相制衡，当然就是为了解决毛泽东一人独大一人独裁的问题。所以党内走向一种所谓的党内民主，让党内高层之间集体决策能够互相制衡这么一种方案。但是对于社会解决下层问题的方法是责任落实到个人，给予个人权利就是包产到户，以及中国最后搞省级省政府的包干制，以及企业包干制，企业厂长说了算等等一系列的手段。所以你会发现这里呈现出一种奇怪的矛盾，在中国社会下层政治问题解决方法是打破过去责任盘根错节，要把责任落实到个人赋予个人权利。但对于中国上层的问题相反是集体领导和互相制衡。这一点对于下层来讲其实是合理的对吧？权责匹配对于任何一个人不管是一个农民还是一个厂长还是一个省长，他才能够激励到位，他们能够一个人为他做的事情负责。但对于上层来讲这个解决方案其实不是合理的。我们其实知道中国一直认为存在一种政治文明就是政治局常委集体决策，他们之间互相制衡。但我们其实知道这种制衡跟现代的三权分立制衡比其实是一个假制衡。在胡温时期看起来就是这种制衡最好的时期，但其实胡温时期我们都知道当时中国的政治状况叫做九龙治水政令不出中南海，顶层的所谓互相制衡其实导致中央决策的一个削弱，大国企和各个地方他们彼此之间相反缺乏了制衡，采取一种独断专行的方式。所以你会发现在这个情况之下不管是常委级的所谓的经济决策层还是下面的国企的党委和省委其实都存在一种有权而无责的岗位。在有权和无责的岗位之上他们跟包干制的厂长跟包干制的农民本身绝对不是一个权责匹配的职位。责任落实到个人是对的，我认为不管是国内还是国外任何情况之下产生一个权责分明的岗位不管是它是一个政治岗位还是个经济岗位都是一个好的方向。关键就是它在于你的权责匹配不到。他需要创造负责的权利。比如国外的政治人物其实不管是一个参议员众议员美国总统，任何人其实都是还是权责匹配的。他需要对选民负责，对选票负责。那么在选上之后他需要对民调负责，如果民调实在不行像日本这样的社会如果民调太差对吧？你就需要重新组阁，很多议会制国家都是这样。如果民调太差你就需要重新组阁。不管你是首相你是总统你是一个议员，本身你都需要对选民和民调来负责。那么在这种国家里所有的权力制衡都是结构性的制衡，比如说立法权、司法权和行政权的制衡，而不是一帮人他们彼此之间在人际之上互相制衡。中国建立这种顶层的权责并不匹配，创造大量有权无责的岗位，并且依靠这些人彼此之间人际关系的制衡，这个肯定是不靠谱的。因此虽然现在我们是又处在了一人独裁的位置，在一人独裁的时代我们非常怀念集体决策的时代，但从邓小平时代往后不管是80年代90年代我们之后发现从这里所发明的这种九龙治水集体决策的彼此制衡并不是一个先进的制衡模式。也就是说中国当时的改革十一届三中全会制度的改革确实实现了下层政治问题落实到个人，创造了一些权责相符的社会身份，但在党的内部和政治环境内部其实并没有创造出与其相匹配的这个权责相匹配的身份。所以邓小平在这里提到的民主和邓小平的法制和制度化跟我们现在所说的社会意义上的民主和法治并不是一个事情。邓小平讲到的民主和法治依然是党内民主和党内制度化，但并不是我们所要的这种社会层面的民主和社会层面的法制——就是拥有独立司法权和立法权衔接的法治。这并不是当时中国邓小平要的方向。

好，所以这个就是改革之中遗留的最大问题了。好但是我还是回头来看，我们回到最开始的问题——为什么十一届三中全会可以发生？历史遗留的巨大问题促使了中国的改革，我们就不禁要问了，这个是中国现在也拥有的吗？中国现在是否又再次积累了巨大的历史遗留问题需要靠一次改革来把压力出清了对吧？我们回头看十一届三中全会，这是一个可惜的点，就可惜点在于就是党内人士所感受到的历史遗留问题的表现，其中最大的就是文革之中一系列的人事斗争和文革之中一系列问题的平反是当时最大的问题。那么如果我70年代中国人，中国社会普遍感受到的问题和需要是什么？我们不得不说这是一个缺位的问题，因为中国在当时情况之下是一个全能国家缺乏社会空间，缺乏社会媒体和表达。因此当时体现出来中国的需要是什么？是农业问题是生存问题，是饥荒和吃饭的问题。社会有没有其他需要？可能在天安门事件中呈现出一些，在西单民主墙呈现出一些。但是天安门事件和西单民主墙体现的也是北京首都这么一个非常特殊的地方城市阶层所要的政治空间。在当时中国是否具有全面的代表性？因为在那个年代还是一个以农民阶级为主的时代是不是具有重要的代表性？其实我觉得是不太符合。

好我们来看现在的中国，2024年的中国是否积累了足够的党内以及社会上的矛盾来作为历史遗留问题？我们来对比来看。刚才我们讲什么叫所谓的历史遗留问题？有这么几个：第一点在实际上全会——就是长时间个人体制所积累的问题。那么从习近平2012年上台到现在，12年过去他建立完整的个人体制，可能是从第二任期开始集权就非常强了。所以中国现在又起码进入了6年至7年的一人体制。虽然毛泽东的一人体制延续了30年，问题在积累了足够大到他死后问题才能够呈现出来，但现在的时间不如以往，现在社会的速度和社会整体的积累速度跟过去比绝对是要快得多的。六七年中国是不是已经积累了对于长时间个人体制的抱怨和矛盾？不管是体制内还是社会之上对于一人独裁体制是不是有足够的抱怨？我认为这个是非常明显的。如果你在国内不管是对于整个社会之上还是你认识你体制内的朋友也提到咱们的元首应该都是咬牙切齿的。真正拥护元首，当前历任独裁体制的应该是着实不多，我实在是不知道中国现在有没有谁真心拥护。大家知道对于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和毛泽东的一人独裁体制在中国一段时间之内还是有大量真心拥护的人的，但现在我认为我们对于长时间个人体制所积累的历史问题已经足够了。

第二点就是正常的改革化过程的反复中断和挫败。这个是中国现在不具备的。我们刚才讲到从从52年的三反五反之后中国一再走向正常化的进程被毛泽东的金鱼肉针打断了7~8次，而且每次都让社会付出了极其惨痛的代价。但直到现在因为只有六七年时间，这六七年时间之中除了2022年白纸革命中国其实并没有呈现出有大量的社会走向正常化的预期和走向正常化或者打断。所以说在这一步社会有没有反复在长时间希望走向正常化但是不得的历史遗留问题？我认为现在我们在这方面付出的代价与十一届三中全会相比可能还是不够的。

第三点就是党内人士问题的怨气。在当时体现为文革打倒的一批干部以及平反和战斗力的问题。那么现在中国我认为这个问题其实是存在的。大家知道从第二任期习近平建立国家监察委以来随着扫黑除恶的帽子党内反腐的帽子其实每一年被处理的官员不管是政治的医疗的金融的数量是相当庞大的。我们之前做过一个统计大概每6~7名中层的干部就被调查过一个人，所以这个数量是相当庞大的。我相信这七八年下来在人事问题之上所积累的怨气会非常多。而且现在随着全国公务员体系的降薪限薪等等东西我认为不只是一些关键的中层干部在反腐在扫黑除恶的过程中积累了大量的怨气，现在基层的财政供养人员也开始积累怨气了。如果这个时间维持2~3年他们的收入还是一再降低，社会经济没有起色。大家请放心社会经济在未来2~3年应该是不会有太大起色的。那么在这个过程之中我们一定会积累党内足够多的人受地上的怨气。

最后一个对于一再问题的回避和粉饰，就之前不是说在中央工作会议之上对于农业问题还是在提人民公社的优越性，还是在提连续十几年的大丰收？我觉得今天也是一样。今天政府对于中国存在真实的经济问题还是睁一只眼闭一只眼还是止不住的想说什么齐伟浑身稳中有进等等的话语。所以中国社会对于问题的遮盖，对于真正经济困境的回避和粉饰，畅想经济光明论也是当然存在的，这一步也会导致历史也有一些积累。

所以总的来说我们今天社会是不是积累足够的矛盾？总的来说长时间个人体质的矛盾存在，党内人士问题的怨气存在，对于中国社会真正问题的回避和粉饰存在。没有存在是什么？就是我们这次在长时间走向正常化过程中被反复中断和挫败的社会经验和党内经验在现在还比较少。如果这部分经验再产生我认为中国又再次进入历史遗留问题高度积累可能需要改革对其进行出境的一个时期。而且这一次比起七八年我们有一个新的优势。我们刚才说七八年我们知道陈一鸣要什么，我们知道邓小平要什么，我们知道党的人要什么，但中国社会要什么在78年是不明显的。但是现在中国社会要什么相对来讲是比较明显的。虽然现在网上网很多就是消费很多，但我认为对于绝大数绝大多数中国人提到民主法制司法独立等等我相信还是在我们社会中具有一定共识的事情。也就是说在党和社会之上党政分家国企释放更多关键民营企业等等在社会上应该是有大量共识的领域。如果这次历史遗留问题再次严峻我相信社会要什么，这个问题的回答会比78年的时候好得多得多。

好，今天我要介绍的就是1978年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及十一届商洽会为什么会发生一次没有被预料到的政治的巨大转轨，那么也是跟今天来做对比。那么关键就是我们下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