决策迅速，集中力量办大事，极权国家更有利发展经济吗？ • 老中世界去魅07 | 审时煮茶
中国在2024年陷入很大的经济困境。
在经济困境中，除了对一些中国经济技术性的方面进行分析，很多人开始问一个问题，就是中国经济模式有没有困境和问题？这个模式和问题平时批判很多，最典型的批判就是计划经济体制、国有经济体制，这个体制是不对的。
但就在这个之中，有一帮人他们很聪明，他们出来捍卫中国的经济体制。他们提出的观点是，实际上集权威权政治体制未必和市场经济、和经济发展冲突。你看，你现在脑子里很有可能马上就能想到台湾、新加坡、南韩在4小龙时期，对吧？这也是他们经常提到的论点。
除了这些论点之外，他们还会总结出一系列的经济模式，比如说“市场经济而不是市场经济”，这里面还有很独斩节都能够来说明，集权威权体制和市场经济经济障碍未必是冲突的，不仅未必冲突，有时候还会对他带来好处。
对我们普通人而言，我们应该如何理解这个现象呢？我觉得理解的第一点对我们很多人来讲，它首先是一个道德的问题，它是个应不应该的问题，就是集权威权体制是否应该、是否值得应该拥有较高的经济成长。如果可以的话，这个世界岂不是没有公理和公正可言了吗？
除此之外，很多人也可以用现实，中国的经济情况来反驳，就是说如果集权威权经济体制真的和市场经济可以融合，中国现在为什么陷入这么大的经济困境？
当然，这些问题还值得拥有更深的思索。比如说我问一个问题，如果集权威权体制真的跟市场经济有矛盾，这个矛盾具体会呈现在哪里？以什么样的内在机理呈现出来呢？这个就是我们这期节目想要去探讨的一个关键问题，也是我觉得对于老中、对于政治和经济关系一个非常关键的趣味，等等。
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审时煮茶节目，我是李厚辰。这期节目属于我们老中世界趣妹这个话题。今天的话题我们就是来探讨政治制度和经济制度之间，在内在机理之上到底存在什么样的关系。
那么刚才提到捍卫中国集权威权体制和经济发展之上的人，大概有两层的命题。第一层命题，他们认为集权威权体制和市场经济是不矛盾的。也就是说他们认为存在一种可能性，政府以威权集权手段控制社会公民和私人自由，但是放给他们经济自由，对吧？这不就是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一个叙事吗？也是中国一直以来的模式。所以这种模式是不是证明存在一种很好的balance？政府能够在公民自由和社会上很大的压制，但是不去压制经济发展，好，这是第一条。
第二条，很多人还认为，它不只可以很好的balance，在当代经济的情况之下，集权威权政府甚至可以更好地促进经济的发展，比一些民主国家或共和制国家能够更好地促进经济发展。这是两种命题，我们今天会在这两个命题之下进行各种各样细节问题的区分。
好，我们来看第一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很多人认为，集权威权体制不止可以和市场经济泾渭分明，它甚至还可以更好地促进其发展，是因为集权威权国家有更高的决策效率，而民主国家的决策效率更低。实际的例子就是集权威权国家进行基础设施建设、经济投入的时候总是能够很快速做决策，但民主国家这种决策往往需要非常漫长的时间，在执行的时候也很难匹配足够的资源。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我们就认为对于经济发展的集权威权国家总是能够做出更好的、更快速的决策。
好，我们来看看是不是这么一个问题。一般来讲我们认为极权威权国家的决策有这么几个典型的特征或者说优势。第一，它的决策速度非常快，意味着急需航线国家很可能元首个人意志就能够快速拍板一个决定。在民主国家可能需要非常漫长的议会立法流程，议会立法流程之后还要经历行政权和立法权的拉扯等等，一般时间都比较长。
第二，就是在集权威权国家总是能做一些非常重大的决策。比如说像中国在全国以密度建高铁、建三峡大坝就这种规模的项目和投入，在其他国家真的是很难通过预算审核，这也是真的，对吧？所以集权威权国家不只可以做快的决策，还可以做大的决策。
而且还有一个优势，他们不仅能做决策，他们还能够承担较长时间的亏损。比如说其他国家像高铁建到第三年，很多其他地方高铁运营亏损再建下去绝无可能，但在中国就是可以建下去。而且很多人就据此认为，就是因为很独疹目本身就是要承担一定时期的亏损，之后才能够获得比较大的回报，所以这种战略定力是民主国家不具备的，而只有集权威权国家具备。
逻辑上就是这几条，就是他能够做快速的决策、能够做大的决策，而且他能够承担决策之后一定时间的亏损，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集权威权国家能够做更好的经济决策，对吧？你认可吗？
首先我们来看中国的现实。在中国的现实，这些快速的、高级的、高明的、巨大的，又能够承担亏损的角色，最后带来的就是基建、房地产这些领域。其实你能看到都不是什么太高明的事情，对吧？
当然，对于很多捍卫中国体制和经济关系的人，你仅仅举出现在的一些问题是无法说服他们的。对他们来讲，这只说明现在元首不够聪明，现在底层的官员做的不够好，所以只要让他们上台，他们就会规避掉像房地产和大基建这样的问题，他们可能更早就会投入到新能源汽车和光伏上面，投入到AI、投入到芯片上面，中国早就发了，对吧？这是很多人想法。
因此我们除了这些例子之外，我们要回过来从经济逻辑上来讲，为什么就不是？首先我来说集权威权政府能不能像刚才那样做出很好的决策，就不是刚才那些想法都是想当然的。我们今天之后还会接触大量想当然的对于优势的想法，好，我来说它为什么是想当然的。从我们平时的日常常识上来看，什么样的组织能够做快速的敏捷的决策，对吧？一定是扁平化的组织做在地决策。与扁平化的组织和载体趋势相反，就是中国这样的机构，一个庞大的从上到下层级性的官僚行政体系，以及中央决策和决策实际落实的地点都有较远的距离，这样的体制一般被认为是不可能做出敏捷快速决策的。凭什么我们会有好，我们就来看，为什么在这种体制之下无法做出敏捷和快速的决策。
就是因为决策需要信息，在这么长的层级中既有丢包现象，也有信息反馈的延迟。因此信息既有丢包也有延迟，你是怎么可能做出快速和精确的决策呢？好，在这里我们就发现问题所在了。
因此我们会把所有这些经济决策分两部分来看。我来说第一种决策是从0~1的决策，是新设立项目的决策。所有这一决策，在中国确实都能做出投入巨大且速度极快的决策。不管是高铁、房地产、棚改货币化、雄安新区、一带一路、北交所，所有这些大型从0~1拉出一个新摊子、搞出一个新项目、进行一个大投入的这种决策，做的都是既快又坚决。
但是我们总是会面对第二种决策。第二种决策就是依赖于反馈的决策。第一个是调整，第二个是一个项目的宗旨。大家有没有发现在中国任何一个事情要调整、要终止就变得非常的困难。
所以我们这个体制非常明显，适合建立新项目，但是不适合对于项目进行调整和终止。在中国不管项目进展的多不顺利，要调整的周期都非常长，要终止更不可能。为什么难以终止？这跟产权还真有关系，就是因为花的不是你自己的钱你不心疼。
如果你炒过股或者干过公司都会遇到割肉的情况，由于是我自己的钱，我不能再继续亏下去了，所以对我来讲现在止损是最理性的决策，因为止损我可以留下剩下的部分来作为结余。但是对于一个不是自己钱的，比如说贪官拿自己贪到的钱去澳门赌，比如贪了1,000万去澳门赌到还剩100万，现在的损失是2,900万。但是由于这个钱不是他自己的钱，亏完了他自己也没有损失，所以现在唯一理性的决策就是现在收手亏2900，现在拿着100万再赌万亿翻本，赚到100 1,000万或者赚到1,500万就净赚500万。
所以不管成功的概率有多低，由于亏的不是自己的钱，成功概率再低，只要收益够大都是正效益。那么中国很多时候很多项目延续都是这样的。为什么这些项目没有办法终止？就是决策层花的钱不是自己的钱，所以说项目基本不可能终止，有再小的概率可以成功，这个项目都可以进展下去。
但有时候他们真的有巨大的投资导致它可以进展吗？也不是。这个项目就会卡在一个不愿意放弃却又无法调整一个半烂尾的状态。大家想想中国半烂尾的，不管是金融项目、基建项目、大型产业政策项目多不多？其实非常多，对吧？
这就说明中国这个体制其实真的非常不善于调整、不善于终止。所以说我们中国才有一个根深蒂固的问题，就是路径依赖。一旦从0~1拉起一个新摊子，在早期被证明成功就会快速复制，并且以不可调整的方式延续下去，形成路径依赖，形成产能过剩。
因此集权威权政府能做高效决策吗？其实未必。他们做很多非常快速和大手笔投入的决策，但很多时候这种决策其实是没有经过详细论证稍显鲁莽的。在鲁莽的初级开始之后，他们又很难进行各种变通和退出，最终形成严重的路径依赖。这个不是谁智不智慧、聪不聪明或者道德水平决定的，这个问题是内生于集权和威权政治的内部结构和内部权力运作机制里面去完成的，所以这本身是个非常大的问题。
好，我们来了解很多人一直主张的一个迷思，就是集权威权政府能够做更有效率的决策。如果效率仅仅指时间的话，在新创项目之上也许是。但如果效率指的是经济效益的话，我们就要说完全不是。在这个情况之下，很多人还会变成另外一个点，在过去的时代也许是，但今天的时代是一个青创项目和新创领域高度存在的时代，像AI、可控核聚变、生物科技等等领域芯片都是如此。所以今天就是一个需要快速大投入的时代，所以中国这种经济模式未必在过去适合像上世纪的自由主义时代未必适合，但今天它却是国家产业政策和科技发展的不二法宝。很多人会这么想。
所以说很多人会说，中国模式是个这样的模式，国家大手笔投入，并且采用一种叫做新型举国体制的方法来建设。所以这不是很多人想，其实国家也这么想，意思是说国家来负责给政策、给资金，但里面去做的人不只是单一企业，而是由多种复合的民营企业来构成的，因此他们都可以在市场的条件之下来进行运作，而国家又能够给超额投入，在这个情况之下只要战略眼光合适，投入一大笔钱，其他的交给市场，这些企业就能够成功。所以经常来举的例子就是什么？宁德时代、比亚迪、华为、字节跳动等等这样的公司来看，中国确实存在这样一种发展潜能，对吧？
好，这是另外一种迷思，我们真的能够建立一种新型举国体制来完成？这个部分我们要讲。首先这个说法本身有很多可疑之处。在这种新型举国体制之下，似乎政府是一个服务型政府，对吧？他不亲自下场，他负责提供的是很多的政策和资金。
但我们反过来想想，首先服务型政府非常多，不需要中国政府，世界上绝大多数现代政府都是服务型政府，给予政策，给予支持。那么第二资金这个事儿，只有一个威权集权政府拿得出来吗？我们刚才说的所有领域可控核聚变、AI芯片在其他国家都有长足发展，这些钱是政府出的吗？其实不是资本市场出，对吧？风投出 PE出，对吧？很多财团来出这些钱，为什么一定要政府出？其实不一定。
政府为什么要进入这些领域本身就是可以值得问的问题。政府会不会在某些领域投入资金？绝对会。在一个正常国家政府往哪些领域投入资金？比如说基建，因为基建短期回报比较低没有人愿意投，所以政府投基建任何国家都是如此，对吧？政府投中小企业，很多中小企业需要支持，而中小企业本身的风险，而且中小企业有可能短期也没有很好的现金回报，所以有人不愿意投，很多欠发达地区，或者吸引一些企业落户到欠发达地区，政府都需要给予激励。
所以很明显政府在这里做的是什么？政府投资的必要性是什么？政府投资的必要性是在那些市场激励不充分的领域来提供一些激励的补充，对吧？这个是政府应该做的。但是在那些市场激励本来就非常充足的领域，未来特别赚钱的领域像什么芯片，像什么可控核聚变这些政府为什么要来投？因为这本身就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问题。
所以中国的政府为什么要投这些领域？你会发现这里面有个很有意思的点，对吧？这些领域既然有经济回报又非常赚钱，政府为什么不可以来投？政府为什么不可以分享这样的经济回报？这个问题很有意思。
你看中国现在最赚钱的行业有哪些能源、烟草、金融，对吧？这些领域确实是比较容易赚钱而且规模较大的领域。我们看这些领域有哪个领域不是国有领域？都是国有领域。
好，很有意思，我们就从能源领域开始。我这里列出了全球十大能源企业和他们的所有制构成。全球第一大石油公司是沙特阿美，沙特阿美是完全由沙特政府所有的公司。我们也知道沙特政府是一个君主制威权国家，以沙特政府所有基本上就等于是本萨德曼王储所有，对吧？所以这也可以说是他的公司，所以这是个国有公司。
第二名是中石油，不用说了国有公司。第三名是艾克森美孚，美国的私营公司。第四名壳牌，荷兰英国的私营公司。第五名雪佛龙，美国的私营公司。第六名道达尔法，法国的私营公司。第七名中石化，中国公司国有的。第八名俄罗斯天然气工业，就是我们今天讲嘎斯波罗是国有公司。第九名俄罗斯石油公司，俄罗斯涅夫特也是一个国有公司，对吧？
可见这里面沙特的、中国的、俄罗斯的全部是国有公司，美国的、英国的、荷兰的、法国的全是私营公司，为什么？而且我给大家讲这还真不是历史原因，其中有两个英国石油公司bp曾经是英国国有公司，是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才私有化的。而道达尔过去是法国的国营公司，是1986年才私有化的。也就说这几个还真不是什么17、18世纪建立的国有公司，在19世纪私有化是一个老黄历的故事，不是，是20世纪下半叶的故事。
我们就要问个问题了，英国法国政府是跟钱有仇吗？他们是傻吗？他们不知道石油赚钱吗？他们这个国家为什么自己放着赚钱的工业不做，要把工业私有化？
所以这个时候你看，我们一般有个阴谋论的想法，就是这些人都是大资本家的代理人，所以他们变卖国有资产给大资本家，侵吞英国和法国的国有资产，这是个中国故事。但实际上是如此吗？实际上完全不是如此。
原因是什么？非常重要原因是第一，在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政府的财产是一个非常不同的概念。我们刚才讲沙特阿美是沙特政府全资控制的公司 aka 它就是本萨勒曼王储可以随意支取的公司是真的，对吧？但是你想一个英国和法国的国有公司是英国首相、法国总统或者说执政党可以随意支取的产业吗？这个钱可以随便用吗？可以他自己随便花吗？这是不能的，对吧？
所以说我们来讲这个概念，就是国有企业的可感性。对于一个正常的民主国家、一个正常的选举制的民主国家，国家的元首和国家的执政党对于国有财产本身的可感程度非常低。在一个集权威权国家，这些国家的元首和执政党对于国有资源的可感性非常高。也就是说他们对这些资产的可感性有点像一个企业主对于企业资产的可感性，甚至像我们个人对我们自己钱包里的钱的可感性一样，就是我们可以感受它的多少，我们可以非常自由的使用它。
我们知道在很多其他的正常国家政府要花钱是有严格的预算案和预算控制的，因此你国有企业再有钱，你也不能够随意花这些钱。但在沙特、俄罗斯和中国，我们以俄罗斯为例，比如说普京，他不有俄罗斯天然气公司和俄罗斯石油公司吗？普京对这两个公司所赚出来的钱，大家知道这两个公司赚出来的钱几乎占俄罗斯政府财政收入的1/3~1/2之多。也就是说现在俄罗斯这个国家还能运营的下去就靠这俩国有公司顶着，这俩国有公司要没了，俄罗斯立马全部完蛋。但是对这两个公司产生的钱，普京是有严格的预算可以控制吗？还是他想在朝鲜买什么导弹买什么武器，想给这些士兵发这么多钱，他的个人意志在很大程度上就可以决定？绝对是后者。
我们就知道了法国英国政府是跟钱过不去吗？不是，是因为在一个正常国家你对于国有企业的可感性就不是很强，而且它对于一个现代国家也不是那么重要。
我们可以来看现代主权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是靠什么？是靠国家的政府总资产吗？完全不是。主权信用评级依赖于第一，国家的经济表现，比如说GDP和GDP增长；第二，这国家的财政状况，指的是你的税收能力和税收的稳定性。如果真的有资产的话，一般来讲主权信用评级只看你这个国家的外汇储备，因为外汇储备是真正具有流动性可以用来补充一个国家财力的手段，其他还要看政治稳定性、国内金融体系情况。所以一个国家的国有企业的资产对一个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其实是不重要的，不管是对俄罗斯、中国、英国、美国其实都不重要。
因此对于英国法国这样的国家持有大量国有企业，其实既对于国家的财政也对于国家的主权信用评级并不重要，所以有时候他们会短暂的持有它，长期的把它卖掉，长期卖掉还可以短期来调整国家的资产负债表，对吧？所以这不是个问题。
因此这背后的真正差异并不是英美国家跟钱过不去，他们的政府傻，而是他们的国家元首和执政党并不能像普通人支取他的财产一样来支取国有企业，但是一个集权和威权的国家就能够做到这一点。
所以说我们就能回答最开始这个问题了。我们为什么洋洋洒洒说了这么多？我们是在回答政府投资本来是投在那些市场的激励比较少的领域，来做一个补充，而作为市场激励比较多很赚钱的领域，政府就不需要投了有的是人投。但在集权威胁国家政府为什么愿意投？这不是他们高瞻远瞩，是他们要从中赚钱。如果他们要从中赚钱，他就必定有一个点，他们不能够通过私营企业赚钱，他们只能通过国营企业来赚钱，所以他们的国营企业就会大踏步的进入到竞争性的领域，而这些国营企业大踏步的进入到竞争性领域就是万恶之始。
所以集权威权国家就是会有大量国营企业的，我们来看有多少。这里我们可以回到最开始那个例子，很多人举集权威权国家经济发展都会举亚洲4小龙时期的台湾、南韩和新加坡，因为这些国家在当时都有一定的威权政府属性。但我们来看，就算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这些国家国有企业数量有多少呢？他们在那些年代都是国有企业数量几乎最多的年代了。在这三个国家国有企业当时在工业增加值，不是GDP，在工业增加值上占的比例能到30%？台湾是最高的，基本上能到35%，但也就到这个比例了。所以这些国家有很多的国有企业，也这些国有企业在工业领域的比重能到1/3或者1/3更多。
但是大家知道在中国改革开放之前，国有的或集体所有经济在我们不是工业领域，在全部GDP里面占多少比重？如果大家听过我们浙江改革开放节目应该知道能够占百%，为什么能占百%，而南韩台湾只能占百分之，只能在工业领域占30%多？原因是其实中国大规模的国有化是这样来的。1952年中国的国有经济只占经济比重的19%，到1957年比重提升到了30%多，就占整个GDP比重30%多。但你会发现国有经济在中国情况之下其实也只能占到GDP的30%多，剩下是什么呢？中国资本主义经济份额从52年到57年从6.9%降到0%，个体经济从71.8%降到2.8%，剩下一大部分是什么？剩下一大部分叫做合作社经济，就是集体经济，他最后从1.5%跃升到了56.4%。所以当时中国经济除了国有经济之外就是地方的集体所有制经济，那就像国有经济是国家政府可以支取不受预算限制的一个钱袋子一样，到中国现在是一样的，地方国资委的企业就是地方政府可以不受预算限制去支取的一个钱袋子。
那么这个过程怎么完成的呢？台湾和韩国为什么完成不了？是因为他们的政府领导人不够聪明吗？不是，可以说是他们政府领导人不够狠。中国是怎么把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完全干掉的呢？从53年开始推行的血腥的土改和公私合营。这是有多血腥？这次全国死亡人数大概是300万到500万，也就是中国当时死了6%~10%的全国总人口来完成这次对于资本主义经济和个体经济完全的剿灭。
当然不止中国一个国家能够完成这么血腥的土改和公私合营，所有列宁党国家苏联、中国、越南、古巴、柬埔寨、朝鲜都能够完成这样的事情。所以当我们说威权是不是能够跟市场经济融合，当我们提南韩台湾的时候，我们就知道南韩台湾和当时的列宁国家是两种完完全全不同的国家，他们之间是不具备可比性的。前者就是普通的威权国家，这种维权国家可以掌握一些比较新的钢铁、铁路一些比较重要的重工业行业，但整个国家大量的经济还是在私营经济的运转之下的。但是另一档国家就可以做到完全消灭私营经济的地步，是真正的全能国家。
即便到今天就是市场化程度这么高的情况之下，中国和越南这两个国家国有经济在GDP里面所占的比重还能够到30%多，而就算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在南方和台湾这些国有经济在工业领域都只能占到30%多。所以这绝对是完完全全不同的国家。
因此我们在这里知道一个事情，我们在最开始设想的在这种新技术时期靠大量投资竞争性领域的服务型政府，在我们这种国家是不会存在的。在我们这种国家就不会有服务型的政府，因为央企和地方政府都需要可以不受预算约束的钱袋子，他们是需要建立自己的企业来进行经济运作的。同样这不是一个智慧问题，不是一个道德问题，而是一个制度的问题。这也是为什么我国一直强调要坚持做大国有企业的原因，因为只有坚持做大国有企业，一个全能国家才能够执行他的意志，这是一个制度的问题。
好，到这里我们就得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就是中国在现在的情况之下绝对不可能做服务型政府。所以我们最开始问了一个问题，集权威权政府能不能和市场经济兼容，这里前面的集权威权政府就可以把台湾南海这些完全撇除，我们就能知道它的三个限定条件。所以我们现在的问题就变成了大量国有企业、不受预算约束、资金充裕的政府，以及政府拥有强大经济和社会权力的这种政治形态，能否和市场经济相融，好这么一个问题了。
好，这个问题我们从一个迷思入手，很多人认为绝对可以，不仅可以比西方有的是巨大的优势。在他们的想象里这个模式是这样的，就是这个模式被总结为“市场经济”。这是什么模式？在这样的制度之下我们拥有什么样的优势？拥有三大优势。
第一，一个政府的领导人，比如说一个市长，我们有一个市为单位，一个市委书记可以培育一个市场来供给少量的企业，来把他们养大，所以这些企业可以获得一个有保护的本地市场。我们中国一直在念叨的，我们中国巨大市场作为一个核心优势，我们能够建立一个保护性的巨大市场来养这些企业让它发展起来，这是第一个优势。
第二个优势，由于政府舍得给钱，不管是国企还是民企，政府可以超出市场规律给予他更多的低成本的资源和资金，帮助它的发展。
第三，由于政府对于社会拥有权力，政府可以在土地、劳动力等等方面去削减成本，让这些企业获得的要素价格更低。所以你看这些企业可以获得一个市场来滋养他们，可以获得更多的资金，可以获得更低成本的生产要素，这三类加持之下何愁企业不成功。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在想，那企业一定会成功肯定能够成功，对吧？这就是我们认为我们体制不止不会去限制经济发展还会让企业更成功的原因。
我们来看这个想法和迷思为什么肯定是错的。我来说市长、企业和政府三合一其实是经济的灾难。我们一块块说第一块，一个市委书记市长可以提供一个被保护的市场来帮助一个企业滋养和发展，我就请问这玩意是免费的吗？这玩意很明显不是免费的，就是张武昌老师所讲的租值，只要这块租值存在，租值就一定会被实现出来。
在过去租值是怎么实现的？是通过行贿受贿的方式实现的。我是一个民营企业，比如说我在这个城市要来做一个基础设施建设的项目，要投一个建设公司或者投一个运营公司一个承包公司，我要做什么？我要做的就是行贿，我行贿200万、300万甚至更多的钱来拿下这块市场，这部分就是我获得所谓受保护市场的成本，因此它就是的制度成本。它不止成本很高、投入周期长而且不稳定，这个市场一下马换一个新市长，我就得重新给一笔钱，甚至还很难拿到这样的项目，所以它与开放性的契约的稳定程度是不同的，它既不稳定又昂贵。所以对于过去的情况之下很多企业因此能够快速发展，我们会发现很多这样的民营企业都很难真正稳定的发展，就是因为这样的一个市场准入，它的制度成本既高又不稳定。
好，之后国家严管下来了，国家严管之后靠收受贿赂的方式来获得市场的可能性确实小了。请问在这个情况之下难道这个市场就会白白给你吗？不会。那么请问一个市委书记不能收受贿赂，当他决定要把这块受保护的市场给谁的时候，他唯一理性的决策是给谁呢？当然是给他能够随意支配的公司，这个钱就是要给地方国资委企业。因此一旦我们不能够进行这种权钱的交易来获得市场，中国就会立马建立起了一个壁垒，就是地方国资委企业对于民营企业的壁垒，这是新的制度成本，而且这个制度成本可以说几乎是无限大，会让政府那些几乎可以赚钱的领域都要被国资委企业垄断和控制，因为只有这样政府本身的收入才可以最大化，因为一个民营企业只给政府纳税，以及最后利润的15%就是企业所得税，但国企除了这些都要交之外，还会把30%的资金全部上交给政府财政使用。不仅如此这些企业从国家拿到的专项债还可以被政府挪用，就是过去专项债报告里面都有的项目，对吧？很多政府就是挪用地方国资委企业所获得项目的专项债资金来给公务员发工资等等的。在一个民营企业你要这么做是完全不可能的，当然也可能就需要花多得多的法务成本来完成，对吧？
所以如果政府官员不能收受贿赂，他唯一的理性抉择就是要把这个市场给予地方国资委企业，就会形成一个巨大的壁垒。所以说当我们来想象一个市委书记可以创造一块被保护的市场给予企业来滋养，它是个免费的事情吗？它不止不是一个免费的事情，它最后形成的制度成本和交易成本会比一个自由市场要高得多，这就是实际发生的情况。
好，我们来看第二个，它可以为一个企业投超出市场所需要的资金，而且可以以更低的成本让企业不受资金的问题，是不是真的？这是真的，我们来看实际情况。当地方国资委企业获得低息贷款的时候，过去他们怎么做呢？过去他们拿这个钱转手贷款给别人，对吧？我一两个点从银行拿了2,000万，我立马有5个点放给其他民营企业，需要钱的企业，这个叫什么？就叫影子银行。这种无风险套利是很多地方国资委企业过去赚钱的最主要的方式。这个会导致什么？这会导致这些民营企业其实获取资金的成本比从银行实际的利息要高，因此这种体制最后结果是什么？这种体制的结果就是实质性的加息，它最后就是十几天的加息，并且因为是影子银行，它还会带来一种不可监管的金融成本，它会导致金融系统的风险增加，这就是中国现在实际面临的问题。
所以说当你去扰乱市场的价格利率水平，以过低的价格供给一个公司的时候，这个公司能想到的唯一的理性方法就是用这个方式来套利，这就是人的一个理性的抉择，因为就算你把钱给他，他靠这个钱自己来投资也未必能够赚出这个套利风险的钱来。所以说当一个政府去扰乱市场价格，扰乱钱的价格就是利率，你最后的效果非但对这个企业本身没有好处，还会扰乱整个金融体系带来一个系统性的风险。
好，你看漏洞国家也补上了。国家最后就严管，比如说最后专项债的资金都是穿透式监管，这个钱你是不能够拿去影子银行贷给别人的。在这个情况之下各地政府能够实现什么？如果一个地方国资委企业拿了这么大笔钱又必须把它花完他能做到什么？他就要去做重复建设。所以中国最后产生了大量的重复建设，大量的楼堂馆所、大量的基建、大量的保障房等等的项目，导致各个领域出现这个投资效率和投资收益非常低的情况。
好，这个钱不能做影子银行需要自己花掉，但是一个地方国资委可以花钱的方向是非常少的，建一个超大产业园区，建20万辆每年的汽车产能，最后其实一点用都没有，因为你根本不考核这个钱最后的效果是什么样，这是超额投入资金，你以为可以带来好处，但最后的结果要么是影子银行，要么就是过度的无效的投资。
好，第三个领域我们可以节省很多成本来让一些生产要素的价格下降，比如说土地，土地是最明显的一个事情，因为中国土地是国有的，对吧？所以很多地方政府只要改一改规划，这个土地就可以卖出去就能够赚钱，所以土地在一段时间之内就像地方政府的印钞机一样。大家也知道很多地方国资委企业去银行贷款，它没有抵押条件，地方国资委直接划一块地给他，他就拿这块地去抵押就行，他拿这块地之后从银行就能抵押出钱来。所以其实这跟印钞机一样。
那么整个这样的运转带来的效果是什么？带来的效果就是产能过剩，对吧？我们就会发现不管是土地本身土地供给带来的产能过剩，还是依据于土地的产业，比如说我们刚才讲的房地产或者各种产业园区包括修路，就是各种基建大量的产业过产能过剩。因此如果你超出市场的价格水平，让你一个生产要素价格过低，那么生产要素一定会被浪费，这是经济学规律。如果它的价格要素过低浪费，它的损失就会非常小，它就一定会被浪费，这就是我刚才讲的最基础的经济学规律。所以你认为拉低生产要素会有好处吗？其实不会有好处的，垃圾生产要素就会让人滥用生产要素而已，这就是在中国实际发生的事情，也是我们所讲的一个逻辑上的情况。
好，这三个方向就是市委书记能够给出一块受保护的市场所带来的高昂这种成本，以及能够给予企业超额低于银行信贷利率的资金所带来的资金危机，和能够给予企业很低价格的生产要素，其实带来的就是一个巨大的浪费机制。这个巨大的浪费机制灾难还没有停，还有两个灾难。
第一个灾难就是这种权力核心，我们对他的考核不是利润。你对一个市委书记你也无法考核利润，你只能考核经济增加值。所以说他来操这个盘，他最后的目标是经济规模而不是经济效益和效率，对吧？所以一个地方市委书记有足够的动机去无度的扩大经济规模，但却不用考虑扩大本身可以带来什么利润，就是因为第二个灾难，我把它称为双重的软预算，不管是地方政府还是地方国资委企业都是软预算。地方国资委企业亏空了银行给注资，地方政府亏空了专项债或者中央转移支付。所以这两个部门都不考核实际收益，导致他们可以把钱浪费完。所以在上面种种的情况之下，我们又有高额的制度成本，又有对于市场要素价格的扭曲，又有软预算，又有考核规模而不考核效率，整个体运转下来你能想象它有什么好结果吗？在这里面就不可能是有什么好结果的，对吧？
而且我必须说这还真不仅仅是我自己的一个理论分析，实际上这种经济模式我们官方已经审判他破产了，基本是两步。第一步就是专项债，我们之前专门有一期节目你可以看，专门有一期节目在讲专项债，就专项债就是剥夺了地方政府的项目权利，因为专项债的支取是省级政府统筹国家中央政府国务院直接来管理的，我们就不让市长和市委书记能够自由的支配这部分内容，因为我们知道当他们自由支配的时候，这个东西钱基本上被浪费掉。第二就是今年二十届三中全会是以县一级的事权被上收，国家中央的事权被扩张。所以我们过去一直在吹的这种市场经济产业政策落实已经被官方裁定破产。
我们来看新方式会更好吗？由中央来进行项目的审核、项目的执行以及地方只是服从命令，我认为这个情况只会更糟糕，因为它只会让信息成本更高，监管成本也更高。你看刚才我们专家说了好几个点，我们都说这个东西被监管堵上了窟窿，比如说过去行贿受贿现在不能了，对吧？所以他就给国资委企业，或者过去影子银行现在监管堵上他把钱花掉，监管本身可不是免费的。大家知道在中国监管成本有多高，不管是人力和财力，包括国家还有新建一个体系监察委来进行监管其实都不是免费的。所以如果市县一级事权上升到国家，它只会导致监管成本和信息成本都进一步增加，而且市一级的市委书记等等的部门会进一步的缺乏激励，而导致他们躺平。他们一旦躺平了，中国行政末端的效率就会大大下降。
所以虽然现在市场经济已经实质性破产了，国家也宣布它破产了，但新的中央集权的经济决策是不是可以有更好的运作？我认为其实也是不可能的。
好，从这点我们就知道了刚才很多人设想的可以给予一个保护性的市场滋养企业，给你很多的钱，降低要素价格能够培育出好企业，从大的面上来讲是绝对失败的。
但是我们就要说在这里面有没有哪些企业从中真正获益？我要说这种企业其实有的确实有一些企业从中获益了，就是一些受到政府青睐和支持的民营企业，因为政府帮他们压低了各种要素的价格，包括土地、税收、劳动力其他竞争都被压低了，导致中国还真产生了一批这样的民营企业的成功，而这些民营企业的成功就是因为他们对其他要素的剥削来导致。大家都知道宁德时代和比亚迪是著名的血汗工厂，因为网上一般都拿比亚迪跟特斯拉来比，来说比亚迪本身的工资有多低，但为比亚迪捍卫说比亚迪不是血汗工厂的人一般都以什么来作为论据？就是宁德时代的工资更低以作为论据，在网上这类非常多，读起来都令人心寒。而且他们可以削减竞争，他们可以压榨自己上下游的供应链。
我之前专门写过一篇文章来论证中国廉价经济，不管是餐饮领域饮料领域，包括生产领域像这个题目还包括像拼多多对于淘宝和京东的竞争，其实都是对上下的极限压制带来的。这部分在中国就是低法制优势，因为不管你是劳工还是上小企业，你要通过诉讼的方法去告他你都告不赢，因为它本身受到一些地区北京、上海、广州、深圳地方的法院的保护，你是根本告不赢他的。所以这些民营企业确实做大了，做大之后他做强了吗？尤其是他自己强，他们这个产业能够因为它的原因进一步做强？我们来看光伏，我们来看新能源都走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