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伏新能源汽车蓬勃，中国官员是否擅长“产业政策”？官员主导产业升级可挽救中国经济？ • 老中世界去魅02 | 审时煮茶

现在已经进入2024年春节之后的时间了。中国经济如何走向，可以说是扑朔迷离。现在对中国经济还保有乐观期待的人，跟中央一样，中央提“新质生产力”，很多人也把中国经济的未来押宝在几个新兴产业之上，包括新能源汽车、光伏、芯片等等产业的未来发展之上。

在这种想象之中，有一个特别关键的要素，就是各地政府官员。因为所有这些产业的蓬勃发展，都与中国的产业政策高度相关。所以说，中国各地政府主政的官员，能否依靠良好的产业政策，促使这些领域发展成为一个关键的问题。

具有这样想象的人很多，不管是工业党，他们其实一直主张各地应该加大速度和投入进行产业升级；包括新建制的人群，一向对中国的政府保有很大的热情和关注；甚至包括一些海外的人士，也认为中国的官员跟全世界其他地方官员比有巨大的优势，他们往往视野高远，又很有能力，只要中央对他们减少干扰，他们就能够在各地做好他们自己的工作。

这个想象是不是真的？中国有没有这么一群良好的官僚，可以做好产业升级和产业政策？这就是我们这一期要来讨论的问题了。

等等等等。大家好！欢迎收看新一期的《审时煮茶》节目，这是我们老中世界趣味的第二期。在前两期中国经济连续剧的节目基础之上，我们来展开这一期老中世界曲美。

这期节目其实是中国人根深蒂固的一个想象。我们不得不说，中国历来具有官本位的思想。这种官本位的思想会把一切社会秩序和社会成就，都当作官员本身道德和能力的一个结果。实际上，这个想法真的是很根深蒂固，不管是你持有自由主义观点的人或怎么样，脑子里多多少少都还会有一点点官本位的想法。因此我们会把社会成就和社会秩序，当做整个官僚体系运转的一个结果，而非是经济与社会体系运转的一个结果。尤其把整个国家的成就，和我们可以分享的国家成就，当做官员的一个成就来看待，而我们的社会秩序也就依赖着这样的成就，所谓唇亡齿寒的关系。

实际上，这样的想象也非常依赖历史的惯性。我们的古典时代充满了这样官员的故事，像诸葛亮、范仲淹、王安石等等。包括近代中国的总理型的官员，像周恩来、李克强身上，其实都承载了人们对这样的一种有为官员的想象。所以，有为官员是否能够让中国，尤其我们关注是不是能在产业政策与经济发展上，带来一个良好的结果，这就是我们今天要去破除的“去魅”。

那么今天为了破除去魅，我会直接给出一个非常细节的一个例子，一个具有决定性的例证来论证这个问题。决定性的例子就是合肥。我不知道大家熟不熟悉，你可以尝试在网上或者微信里面尝试搜索一下“合肥模式”。你会发现从2023年开始，合肥模式逐渐成为中国人对未来各个城市发展的一种核心想象，成为大家竞相模仿的一个模式，或者说也成为了中国的一个代表。合肥代表了中国城市从土地财政走向产业发展，股权财政过程中一个鲜活的例子。政府以直接投资企业、产业政策的方式实现政府和企业的双赢，被认为是在合肥已经取得的成就。

可能很多人对合肥的故事不熟，我可以简单描述一下。在各种媒体和自媒体上，合肥的故事被描述为这样的一个东西：合肥已经是中国最厉害的风险投资机构，并不是VC和PE，而是合肥市政府。其中有几个具有典型代表性的故事：2007年，合肥政府拿出了多达1/3的财政投入到京东方，就是中国生产显示面板的一个公司。在京东方的投资之上，合肥政府就赚了100多亿。2011年，再次投了中国Ram，就是存储行业的龙头长鑫存储，包括长鑫存储最后又去创办了兆易创新。如果长鑫存储上市，合肥政府可能还会再报道的，还会再赚1000多亿。2019年，合肥还投资了蔚来汽车，就是new蔚来汽车。因为合肥政府投资的蔚来汽车，大众和比亚迪也纷纷在合肥设厂，使合肥成为了新能源汽车领域的一个重要的产业基地。

那么合肥的GDP确实也在周期之内实现大涨。合肥的GDP从2005年的854亿元暴涨到了现在的12,000亿元，进入了中国的万亿俱乐部城市的领域。人口也从之前的200万（口誤了）到了超过1,000万的水平，成为了一个超千万人口的中国巨大城市。从合肥官方的数据之上，合肥居民收入同样在大涨。2022年人均可支配收入比上年增长6.1%，2023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更是增长了7.7%。这个都是跑赢全国的速度，也跑赢合肥GDP发展速度，一个良好的结果。

所以说，这就让合肥模式成为了中国城市的一个样板。城市样板就是不是房地产，而是良好的产业政策，不仅是产业政策还是新行业的政策，所谓的战略新兴领域，在合肥的GDP中的比重已经过半了，成为了一个竞相学习的模式。所以现在很多人就在谈合肥模式能不能复制，如何学习合肥模式这么一个问题。一般来讲起来，合肥比较较近的城市就是长沙和郑州。在长沙郑州合肥的对比之中，合肥就被人们看作是市领导有战略眼光、有脑子、有方法，招商引资、产业政策得当的一个特别典型的例子。

好，基本的故事就是这么一个故事。我先来唱一个小小的反调。第一个小反调就是合肥市，你看作为一个居民收入大涨，而且外来人口大量涌入的城市，它的房地产是什么样的？合肥的房地产实际上状况非常的糟糕。合肥在2023年成交面积下降6%，成交套数下降12%，在2022年已经大幅下降的情况之下再次下降。土地市场的成交面积下降37%，成交面积刷新了近7年土拍的新低。而且在2024年的1月份，合肥的房地产市场进一步恶化，整个1月的前三周成交套数同比下滑了67%之多，仅为去年同期的1/3的数量。所以说其实你有点看不出来，合肥作为一个居民的收入不断上涨，而且房地产库存一直不是很高的城市，而且又在外来人口如此涌入的情况之下，为什么房地产市场会这么糟糕？地方的经济发展，并没有带来房地产市场的蓬勃。

消费市场同样没有蓬勃。按照合肥官方提供的数据，2022年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涨6.1%，但消费增长只有2.7%。但你可以说2022年由于疫情防控情况特殊，那么2023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上涨了7.7%，但消费增长只有5%，甚至不到全国的平均水平。所以合肥作为一个具有大量年轻人、新增人口、经济蓬勃的城市，为什么消费就是涨不上去呢？这也是一个有意思的话题。

而且合肥所在的安徽省，因为安徽省主要的经济就是合肥，安徽还上了债务风险的名单。在上一期专项债我们就讲到，其实安徽省的专项债务并没有投入到产业政策之中去，反而最大项目就是轨道交通。合肥市仅仅在轨道交通之上就花费了超过1,000亿，多于所有的合肥市这些所谓的战略和产业投资，都比不上投到轨道交通上的钱。而且上次我们也讲到了，合肥市的运力每天其实在5000以下，是很难盈利的一个情况。合肥的财政自给率也仅仅只有40%，比起福建、广东、江苏、浙江、上海、北京其实差距都非常大。为什么产业政策这么厉害，新兴产业的比重已经超过了一半，依然还在大搞基建债务搞得这么糟糕，搞到已经上名单的地步，而且财政的自给率还是这么低？这就不禁让我们去想，合肥所现在讲述出来，合肥模式的故事，到底是真是假，有没有他说的那么好的一个问题了？

所以总的来说，我们回过来讲讲，一般我们说合肥模式提取出来的优良官员的形象是这样的：首先，市领导不是一味搞基建，而是专注于投资实业，投资产业升级；而且总是眼光毒辣，能够压中风口；而且合肥市还有良好的高校资源。大家知道中国有一所学校坐落在合肥，这样的城市是很奇怪的，是中国科学技术大学中科大。中科大是因为当时苏联很可能进攻中国，所以说把中科大往内陆搬迁，承接地点就是合肥。因此被认为合肥具有大批的科学技术人才，能够有利于合肥发展这样的新兴产业。而且合肥的故事中也包含了市领导非常尊重人才，中科大有很多专家教授在市委挂职，负责帮助市委制定产业政策、省市产业项目等等的。所以以上这起都塑造了合肥市领导有关怀，重视人才、容人之量，而且把精力投入到这个产业发展之上，就是工业党最喜欢的中国政府官员的一个形象。

除了合肥市的官员之外，中国的产业发展还被认为有如下的很多优势：第一，中国政府采购能力很强，像新能源汽车等等的，就算国内内需市场不足、出口不足，中国政府都可以采购，比如说采购新能源汽车作为官方用车，作为警用汽车等等的方式来扩大他们。第二，中国市场非常大，这些企业能够快速达到规模效益，降低其成本，在国际上也非常有竞争力。国家又非常擅长统筹规划，不管在不同的区域之间进行区域经济的发展，在产业在区域之间进行调整，也能够实现协同的效应。而且政府还有足够的资源，不管是金融的资源、采购的资源、资金的资源，能够帮助企业去解决实际的问题，不管是给予土地，给予比较低廉价格的贷款人才市场都是有可能直接给予企业的你等等。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中国既有巨大的市场，有国家顶层的优势，能够给予企业这么多的支持，还有合肥市政府这么好的眼光和容人之量，中国的产业为什么会发展不起来？中国产业一定会有光明的未来，合肥模式是可以在各地去模仿的。很多人都持有这个想法。

那么我举的反例，如果中国的产业政策真的这么厉害，为什么专项债都是我们之前讲专项债电器，为什么专项债还是高铁地铁、楼堂馆所等等的东西，就很难去想象？

好，我们就来想，我们就来进入这个问题了。也就是说从纸面上来看，国家顶层规划，企业家居中运营，政府可以服务好企业，为企业配置广泛的资源，又有学者可以提供专业的指引和向导，中国产学研、政府资源、市场六位一体。在这个情况之下，这么厉害的配置，我们的产业政策为什么做不起来？尤其是大家注意，当我们一谈产业政策，你就想新能源汽车、光伏、芯片，这个房地产和基建难道不是产业吗？也是产业政策。我们产业这么厉害，我们是怎么把房地产和基建弄到今天这个地步的？

好，我们就来看看这些问题。接下来这部分我就很细节的来讲讲，刚才在纸面上如此完美的合肥模式，在实际运行中会遭遇哪些问题？

好，实际遭遇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国企的问题。也就是说在这里面，在政府进行产业投资的时候，这些资金和政策会给国企还是民营企业的问题。大家都知道中国如果经济结构要有很好的发展，其实做大民营企业是不可或缺的。但为什么政府对国企如此情有独钟？这里面有各种各样的原因在其中。

首先大家知道很多国企，尤其是央企的领导都其实是政企不分家，他们在政府里面也长期任职，比如说中国三大通信运营商的这个负责人很可能之前就是工信部的官员，三桶油的的负责人很可能之前就是发改委或者能源部的官员。那地方政府也经常会从央企和国有企业之中提拔人才，成为市委书记等等。所以说整个国企体系和政务体系根本就是一套班子，他们内部去消化这些资源和政策的可能性是很大的，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大家也知道，中国政府最近财政的状况非常的糟糕。但是政府从国企身上，投到国企上的钱和资源，可以拿回来的更多，从民营企业之上，政府能够从利润中分享的就是企业所得税部分15%。但国企除了所得税15%的部分，还可以从国企剩下利润之中拿走20~30%甚至更多。因此当政府决定要把钱投给民营企业或国有企业的时候，政府其实都有很大的动机把这个钱投给国有企业而非民企，正是因为这样的原因，产业政策首先在第一点上就不如在纸面上运行的那么完好。除了在纸面上之外，很多钱是要投给国有企业的。大家也知道国有企业因为所有制的等等的原因，其实效率是远远不如民营企业的，国有企业除了本身的盈利之外，还要负担很多的社会职能，包括就业的职能，包括产业安全度的职能等等，是没有办法像民营企业一样放开手脚，也没有像民营企业一样足够的激励去完成的。好，这是第一点。比如说京东方等等这样的企业，其实就是国有企业。京东方在面板之上从LCD到looled的转型，这个过程其实并没有想象中的顺利。好，这是第一点。

第二点是更重要的事情，就是地方首长的考核与企业的考核有非常大的区别。大家知道一个企业最核心的考核就是利润，因为一个企业的经营者为股东负责，他需要完成的事情就是利润的最大化。但地方领导比如说主政一方，他负责的可不是利润的最大化，而是什么的最大化呢？过去以GDP为纲来讲GDP的最大化，也就是说它需要经济活力的最大化，或者说经济规模的最大化。如果你们知道中国一些地方招商引资的产业政策，就会知道这些产业政策的核心就是你未来为政府带来的利税有多少，而利税部分绝大部分是增值税而非企业所得税，而增值税就需要企业有很大的规模，企业有很大的经营的活力。以利税作为指标，以招聘人数包括地方以创造新就业作为指标，以规模作为考核和企业里利润作为考核是非常不同的。不同大家可不要小看，因为地方行政首长服务这些企业并非是无私的，我们也不应该要求那么无私，而是本着他们自己的职业发展和在政治生涯来决定的。在他们的政治生涯之中，需要满足的就是国家制定他们生涯发展的指标，而这些指标就是以利税、地方新增的就业和地方经济规模作为考量的。正是因为这样的考量，他们愿意把1,000亿投到地铁之上，也不愿意把1,000亿投到产业上或者投到居民的福利之上，因为1,000亿投到地铁之上才能够实现本地经济规模也是GDP指标的成长。合肥本地的其他产业是消化不了1,000亿这么大的一个投资数额在其中的。因此地方首长考虑的事情和想要的事情和企业利润是非常不同的。

大家可以看，这个其实就与风投和地方政府是不一样。风险投资不管是VC和PE投入一个企业，他们对于企业经营者和企业股东的利益要求是一致的，而地方政府的要求却在总是不一致的情况之下。地方政府其实有无度扩大规模的冲动，这样的冲动与中国这些产业很大程度上都可能干到产能过剩有很多的关系。大家可以想象中国的房地产和基建是怎么样一步一步在产能过剩的路上一走不回头的，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地方主政官员关心的并非是利润，而是经济规模、利税和新增就业等等的问题。那么他们在制定产业政策和执行产业政策的时候，也无法以产业的毛利率和产业的利润作为根本的指标，这本身是很大的问题。

第三，我们刚才讲到我们现在把地方政府与vcpe来做比较，vcpe进行投资的时候，他们自己的利益也是与项目的利润高度挂钩的。他们我不知道你们知不知道vcpe等等的投资行业，那么他们这些人员本身我投入一个项目，我能够拿到这个bonus就是奖金，也与这个项目未来融资的估值水准和这个项目未来的盈利能力是高度相关的，但地方政府却不是如此。不管是市委的领导和从中科大找来的专家学者，其实对他们来讲，这些企业的利益都并不能直接反映到他们的身上。而是否利益相关对这个事来讲真的是非常攸关的一个事情。大家知道产权制度和私有产权能够给人的最大的影响，当你与企业利益攸关的时候，你才真的能为这个企业的结果负责，如果你不为企业利益攸关，你很可能脑子里面想的是别的事情。比如说如果我是中科大的一个教授，而我的研究方向可能也是新材料对吧，因此当我去评价一个企业是否合肥市政府要投资一个企业的时候，很可能我就没有以这个企业的利润作为核心的考量，而是与这个企业本身它的技术路线与我研究的技术路线是否契合作为一个很重要的评判标准。这个是很容易想象的事情对吧，但这种方向就会导致产业政策并没有以最适合的衡量企业的方法进行评价。所以政府以非分享利益和分享产权的方式进行这些投资，进行这样的管理，这种管理也就是说你的决策权和收益权是剥离的，决策权与收益权剥离的情况之下，这个产业政策能做到多好其实是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的。

好，第四，我们还要专门来谈一谈产能过剩的问题。中国过去发生了很多产能过剩的情况，现在其实到2024年光伏产业和新能源汽车产业都进入了产能过剩。中国光伏产业的产能过剩到什么地步？2023年中国光伏的全国总产能是全球需求的两倍产能，已经过剩到一个无以复加的地步了。大家可能知道过去一段时间硅材料的价格一直在低位运行，就是产能过剩的原因。而新能源汽车在全国各地疯狂上马新项目也已经快速导致了产能过剩。最近国家发改委还就在警告各地新能源汽车产能上马速度太快，会导致产能过剩的重大警讯。为什么这么容易导致产能过剩？而且为什么政府的产业政策做什么，哪个领域几乎政府的手伸到哪个领域，就要把哪个领域搞到产能过剩？首先第一点，我们刚才讲到的扩产能、扩大经济规模简直是内化到政府的经济冲动之中的，政府并不追求利润而追求经济总量的大幅度扩张好，这是第一个原因。

还有第二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政府投资企业其实是没有止损点的。这话什么意思？如果我拿着他自己的钱去赌场赌博，我很可能会给自己设置一个止损点，比如说我如果亏掉我总财产的10%，我就已经受不了了，我就要停下来，但你也知道很多贪官贪了钱之后拿去赌场赌博是没有止损点的，是可以把这个钱全部烧掉，为了追求有没有最后能够搏一把这个机会。政府投资企业也一样，当政府注资到一个企业，当一个企业尤其是一个国有企业发展的时候，它很可能是没有止损点的，因为政府使用的钱并不是自己的钱软预算。所以说当政府有机会的情况之下，他为了不让过去的钱全部打水漂，它其实有很大的冲动进一步为这个企业输血，让它持续延续下去，看它有没有翻盘的可能，而延续的方式在中国很大程度上就是在扩大规模降低成本的方式来实现，降本增效的方式来实现。这个东西就会导致整个产业规模和进一步过剩和不断扩大。花自己的钱硬预算有产权和软预算没有产权，在事情之上很大的不同。

因此我们会发现这里面既有产权的问题，又有政府目标与企业目标不同步的问题，又有国有企业和国有银行在里面导致政府无法以市场的价格和市场的方式提供产业政策等等的问题。以下问题在其中，我认为这几个问题是第一层会导致政府的产业政策绝对不如我们想象的那么好，这里面浪费的量是非常大的。

好，我们来说第二层的问题。第二层有一个很大的问题，就是产业政策机会成本的问题。政府的钱就这么多，这个钱要不用来减税降费分享给所有的企业，要么通过股权投资或贷款的方式给少数的企业，给国企就给不了民企，用在企业上就用不在普通居民的福利之上，所以这个钱是有机会成本的。我们就要看这个钱花的是不是最合适。我们刚才讲了这个钱投到此处就不能投到彼处。中国确实最近看起来不管是光伏产业还是新能源汽车产业，好像都有蛮不错的结果。中国的新能源汽车出口已经超过了中国的汽车出口已经超过了日本，我们现在是全球第一大汽车出口国，看起来这个产业政策是非常好。但是我们还是要问到底花多少钱，这个钱真的花在这个领域是最合算的吗？我们要问这个问题对吧。

这就像一个人身体不好，他的身体营养不良，他有很严重的健康问题，但是我们却一直给他喂壮阳药，最后他某个器官确实发展得非常好，但我们却不能指着说你看起作用了，不能这么说。如果没有足够的钱购置药材，是不是购置别的药材对它整体的健康状况会更有好处呢？我们现在把这么大的资源通过政府补贴的方式、政府采购的方式、政府低息贷款的方式投到这些企业之上，把这么多的资源和市场给这些企业，在中国这么大的情况之下其实是没有理由发展不起来的。它发展起来不代表发展有效率，不代表投到其他领域没有更好的结果。所以我们不能以砸重金砸资源做好了一个产业，而且短时间的还面临这么大的产能过剩的问题，我们就来说中国的产业政策有很好的效果。产业政策有结果不等于它有效率，不等于产业结构是健康的。如果不然的话，我们在2017年就应该盛赞棚改货币货币化政策好，当时房地产市场这么热这么厉害，岂不是我们的房地产的产业政策和产业战略是非常正确的吗？站在今天回头看，房地产的产业政策和产业战略是正确的吗？很难讲这个问题对吧。这也是一个非常关键的问题机会成本。

这个机会成本我们之前一直在讲的就是中国政府如果有这么一笔钱，到底是应该通过降低这个广泛的降低增值税的方式让利给企业，完成所谓的一次分配，还是应该把这些钱投入到福利中去，降低居民的后顾之忧，做大中国的消费市场，甚至直接在各地以消费券的方式发给居民，才是更有效的方式，而不是投入到所谓的这些产业之中，因为投到这些产业之中其实居民并不需要为此太过兴奋或怎么样，这不是你的钱，最后京东方赚的钱也不会分给你，也不会帮你还房贷，甚至对你的收入没有任何好的影响对吧，这都不是居民应该去感觉到非常欣喜的部分好，这是第二个问题。产业政策就算好，它也有机会成本的问题。

后面还有第三个问题，就是产业政策会导致中国越来越利出一孔的问题。中国所有的东西都来源于政府的政策，经济发展来源于政府政策，扶贫来源于政府政策，整个社会福利体系来源于政府政策，所有东西都需要政府的钱来解决，社会抑制能力非常弱，而国进民退政府越来越强，大家想想政府是更擅长细碎的非常分散的资源分配，还是擅长非常集中的大额的运动式的资源分配，是前者还是后者？当然是后者。但一个现代社会是需要运动式的集中的资源分配，还是需要有效率的分散式的资源分配？当然是前者。所以说当我们社会的结构越来越利出一孔国进民退，所有东西都依赖于政府仰赖于政府的时候，整个效率和目标都会非常糟糕，而且在政府财政不正的时候就会导致很大的风险。比如说现在农村的返贫问题，我猜很快会成为一个非常尖锐的问题，就属于社会的能力太弱，一切都要依赖政府，而政府的钱现在又非常的缺乏，就会导致顾此失彼产生很多问题，而很多需要比较高效的分散化的资源分配，又并不是政府所擅长的就很难去完成。

好，所以你看我们总结合肥模式，我们总结了三个问题：第一个问题就是政府真的可能有符合市场规律和市场效率的产业政策吗？我认为不行，因为有产权的问题，有国企的问题，有政府目标与企业目标不一致的问题，这些都导致所谓的政府产业政策其实很难与一个企业和市场的真正需要相关。第二，政府的产业政策也有这个机会成本的问题，我们无法把某些产业在政府投入如此重金和资源情况之下取得了一定的短期效果，就当做产业政策起效。我们过去能看到的产业政策基本上都会遇到产能过剩和效率过低等等的一系列问题，政府而且把如此多的资金投到这些领域而不是广泛的减税，不是广泛的福利与居民消费之上，真的是对中国好吗？这是第二个问题。第三个问题就是一个利出一孔，导致中国整个社会其实比较脆弱的一个问题。从这三个角度，我都认为合肥模式不止很难复制，因为合肥模式要复制就要全国每个城市都有一个优势产业，但其实战略新兴产业就11 12个，一共就这么多全国有300多个城市，怎么可能每个城市都有良好的产业政策？因此产业政策本来就是难以复制的问题，而且我不仅质疑它难以复制，我甚至质疑它本身是不是一个好的模式。以上我讲的这些问题。

好，所以我们一个简单结论就是官员应该有什么职责呢？中国的官员有很大的职责在制定经济发展、经济和产业政策之上，但我认为就是官员如果将所有的精力他的人力都投入到这个产业政策之上本来就是一个很大的问题，它首先导致整个政府投入到福利和社会发展之上并不受到重视，卫生教育保险体系上就不受到重视，这个才是影响所有居民最根本的领域，这个领域上投入的资源和能量都太少。第二，在分配问题上不受重视，比如说总部在各地的企业，腾讯在深圳，拼多多在上海，号称官司都是不会输的，这个是一个很不正义的问题，劳动者的权益在各地被漠视，中国的工人白领阶级跟企业的用工政治之上其实都不占优势，经济发展独大而消费不振，整个政府国企与民企的分配、政府与社会的分配全部失灵，这本来是政府需要去做好的问题，去主导政府与社会分配的问题，也长期被漠视。第三，经济的产业政策也具有难以持续的倾向，第一国家的产业政策经常会变化，在新的情况之下国家会制定各种各样不同的产业政策。第二，大家知道在中国各个城市一般是换一届领导很多问题就要推倒重来，新的领导希望能够构筑他自己的利益格局和事项的格局，很可能难以延续上届领导的产业政策本身也是很大的问题。在中国很多城市都会发生，这个都是让中国经济不健康的一个原因。好第一点我就讲官员的职责本来就不应该和集中在产业政策之上。

第二，就算官员的职责是产业政策，我们刚才讲最开始的那些问题产权问题、这个目标问题和国企的问题，他们也很难做好，因为他们就不是能够以市场和企业的心态去思考问题的，他们也基本上很难做好。第三，就是这种集中的利出一孔的系统让社会的稳健性还会进一步的下降。因此这三点，我不认为我们过去投射在诸葛亮、范仲淹、司马光身上的想象，在今天能够成为我们对于中国各个市政官的想象。我们能够想象他们拥有足够的智慧和道德，能够帮助中国做好经济只要交给他们产业政策就能够发展得很好，合肥的模式就能够复制到全国，我十分怀疑这一点。

所以最后我可以为大家简要介绍，国外也会有商务部对吧，像他们主要是怎么来做？他们其实也会有产业政策，但对于国外来讲整个政府的经济部门主要做的事情是以下三项：第一，政府经济部门尤其是国家经济部门做了很多和外贸相关的事情，因为国与国之间在经贸领域会有很多的谈判、自贸区经贸合作等等。所以其他国家的商务部门非常重要的一点就是他去做那些主权国家自己应当做的经济职能，就是对外贸易中谈判和合作。第二，国外的政府确实有很强的分配职能，在分配职能之上在经济领域帮助中小企业里面最重要的一个事项，所以说不管是中小企业的贷款、政府针对中小企业的采购、本地化的本地经济的扶持，在灾难和经济危机领域给予中小企业的补助和补贴，是他们商务部门非常重要的一个事项。他们其实比较少和中国很不一样的是，他们比较少把很多资源全部更投到大企业之中让强者愈强，像我们所谓的做大做强国企一样做这种事情在国外的比较少。第三个国外的商业部门就政府商业政府的商贸部门和商业部门更多的为市场在提供资讯，尤其是提供基于经济普查等等的资讯来帮助企业做决策。所以说促进向中小企业的分配，提供市场信息和资讯，做这个主权国家相关的外贸的合作和外贸谈判等等是国外政府涉足经济最主要的方式。当然他们也会有政府主权基金去投资一些企业等等，这些是存在的，但是在他们的政府行政开支之中直接投入经济的比例跟中国完全不是一个数量级，他们并不像中国这样大规模的直接投资和直接投入经济来完成这个问题。但总的来讲，我认为西方政府这种经济的方式很可能才是一个更健康的方式，也是能够促进所谓真正以市场来配置资源的一个方式。

好希望这期讲了这么多能够帮助你建立一个什么？建立一个行政官员与市场与企业到底是什么关系这么一个框架，以及中国这种所谓的产业战略模式，尤其以合肥为代表的合肥模式，他们在纸面上是一个非常完美的方法，但是在实际运行中会遭遇什么样的问题，而且这些问题并不是概率的问题，在我看来这些问题都是根深蒂固的问题，导致我认为我们可以破除对这个问题去魅，就是只要让我们中国高明的技术官僚们行政官僚们放手进行产业战略和产业政策，中国的经济就能够大发展，这个可能性确实是不大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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