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篇经典演讲5 - 阿列克谢耶维奇诺贝尔感言2015 - 翻电国庆番外

欢迎收听新一期的翻转电台，国庆期间的编外节目。

那我们继续国庆十篇经典的演讲。我们之前大多数都是政治的演讲，我们今天听一个不一样的，而且年代是最近的。我们今天听的就是2015年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阿里克谢耶维奇的获奖感言，也是一个非常感人的演讲。

那我们很快开始。我并不是一个人站在这讲台上，还有一些声音围绕在我身边，数以百计的声音。从童年开始，他们就一直在我身边。我在农村长大，小时候，我们喜欢在外面玩耍。但每当夜幕降临，劳累了一天的村妇们就聚在农舍边的长凳上讲故事。他们的声音像磁石一样吸引着我们。他们都没有丈夫，也没有父亲或兄弟。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我们村里几乎就见不到男人。战争期间，四分之一的白俄罗斯人丧生，有的是死于前线，有些死于后方和游击队的战斗。战争结束后，我们这些孩子生活在女人的世界里。

我印象最深的是女人谈论爱，而不是死亡。他们会讲述心爱的男人上战场前的一天，是怎样和他们告别的。他们会谈论如何等待男人回家，他们仍然在等待，很多年过去了，但他们继续等待。“我在乎他失去了胳膊还是腿，我会背着他，没有胳膊没有腿，我想我童年就知道什么是爱了。”

弗洛拜称自己是“人们的笔”，我会说我是“人们的耳朵”。当我走在街上，记录下听到的各种词汇、短语和感叹时，我都会在想，有多少小说就这样悄无声息地消失了呀！消失在黑暗中。人们还不能捕捉生活中的对话，把它作为文学记录下来，因为我们不懂得去欣赏这些对话，也不会因为读它们而感到惊讶或者快乐。但它们却让我着迷，甚至俘虏我。我喜欢人们交谈的方式，我喜欢寂寞的人生。这是我最大的爱好和激情。

通往领奖台的路很长，几乎有四十年那么长，经过一个又一个的人，一个又一个的声音。说实话，我没有力量坚持走下去。很多次人们让我震惊，让我恐惧，我体会过狂喜和厌恶，我也曾忘记听到的东西，回到无知的状态。然而，我也一次又一次看到人的美好，为此喜极而泣。

我生活在一个从小就教我们死亡的国家。我们被告知，人的存在就是为了奉献，为了牺牲自我。我们被教导用武器去爱别人。如果成长在另一个国家，我不可能走这条路。邪恶即残忍，你必须对他免疫。我在刽子手和受害者中长大。即使我的父母活在恐惧中，他们也没有告诉我们这些，通常他们什么也不说。邪恶时刻在注视着我们。

我写了五本书，但是我觉得它们其实是一本书，一本讲述乌托邦历史的书。萨拉莫夫曾经写道：“我是这场宏伟斗争的亲历者，我们为真正意义上的人类复兴而战，最终却输掉了。” 我想重现人们为建立理想国和乌托邦而斗争的历史，包括他的成败得失，重现的人们如何想在地球上建立天堂的历史，天堂，太阳之城。最后，所剩的唯有血海和数以百万计人残破的生命。

然而，曾经有一段时间，二十世纪没有任何政治和想法能与共产主义相提并论。一时间没有什么东西比共产主义更能吸引西方知识分子和世界各地的人们。雷蒙·阿龙称俄国革命为“知识分子的鸦片”。但共产主义的想法至少有两千年的历史，我们可以在柏拉图关于理想国的设想中找到它，在埃斯托芬万物共享的梦中找到它，在托马斯·莫尔和托马索·康帕内拉的思想中，在圣西门、傅里叶和罗伯特·欧文的思想中找到它。俄罗斯人骨子里有一种精神，推动他们去把这些梦想变成现实。

二十年前，我们在咒骂声和泪水中告别了红色帝国。我们现在可以更加从容地看待过去，这是很重要的，因为关于苏联的社会主义争论还没有平息。新一代已经在全然不同的世界中成长起来，但很多年轻人又开始阅读马克思和列宁，在俄罗斯的城镇又专门为斯大林的新博物馆，新的纪念碑已经竖起来了。红色帝国消失了，但红人，苏维埃人，仍然存在，他们挺过来了。

我的父亲最近去世了，他信仰共产主义，他一直带着他的党证。我不能让自己用这个词——“苏维”，贬损苏联心态的绰号，因为那样我的父亲，我的朋友，以及我身边的许多人，都会被贴上这样的标签。他们都来自同一个地方——苏联的社会主义。他们当中有不少理想主义者，浪漫主义者。今天，他们会被称为“被绑架的浪漫主义者”或者“乌托邦的奴隶”。我相信，他们所有人本来可以过上不一样的生活，但他们还是选择了苏联。为什么？

我很长一段时间搜索这个问题答案，我跑遍了前苏联的各个国家，并录了几千盒磁带。这是我们的社会主义，它就是我们的生活。我一点点地回顾苏联社会主义的历史，回顾它对人的影响。我发现人类其实是很小的概念，尤其具体到我们每一个人，但在现实中，人身上一切都有可能发生。

战后，西奥多·阿多诺在《否定辩证法》中写道：“奥斯维辛之后写诗都是野蛮的。”我的老师，阿莱斯·阿达莫维奇，我今天带着感激提起他的名字，认为用散文对二十世纪那些噩梦是一种亵渎。你必须如实写下来，需要一种超文学。我想起尼采说的：“没有艺术家能完全达到真实。”

令我困扰的是，真实不是存在于一颗心灵、一个头脑中的，真实某种程度上破碎了，有很多种真实，而且各不相同，分散在枝节各地。托斯托耶夫斯基认为，人类对自己的了解，远远多于文学中记录的。那么我在做的是什么？我收集日常生活中的感受、思考和话语。我收集我所处时代的生活，我对灵魂的历史感兴趣，日常生活中的灵魂，被宏大的历史叙述忽略。我致力于缺失的历史。

经常有人说，我写的不是文学，是文献。今天文学是什么？谁能回答？我们生活的节奏空前的快，内容打破了形式，也改变了形式，一切东西都在超出原有的边界，音乐，绘画，甚至文献中的语言也在逃离原本的边界。在真实和虚构之间没有界限，它们相互流动。见证者不是中立的，讲故事时，人们会进行加工创造，它们与时间角力，它们是演员，也是创作者。

我对小人物感兴趣，我认为它们是渺小却伟大的人物，因为痛苦能塑造人。在我的书中，它们讲述自己的历史，更宏大的历史也从中显现。我们没有时间来理解已经发生以及正在发生的事情，但是我们需要说出来，首先，我们需要清楚地表达出来，但我们害怕这样做，我们还没有准备好去面对我们的过去。

在托斯托耶夫斯基的小说《群魔》中，沙托夫一开始就对斯塔夫罗金说：“在无限的世界里，我们是最后一次相遇的两个生物。别用那种腔调，像一个人一样说话吧，至少用人的声音说一次话。” 我和我的主角们差不多也是这样对话的。人们来自自己的时代，但人的心灵是难以抵达的，这条路被电视、报纸、以及这个世界的迷信、偏见、谎言阻隔。

我想读一读我的几篇日记，展示时光如何前行，观念如何死亡，我如何追踪它们的轨迹。我得承认，我也不是突然间就获得了自由。我真诚地对待我的受访者，他们也信任我。我们每个人都有自己通向自由的一条路。

在阿富汗之前，我信奉人性化的社会主义。当我从阿富汗返回，我不再抱任何幻想。“原谅我，爸爸，”我对父亲说，“你从小教我信仰共产主义，但当我看到那些年轻的孩子，就像你和妈妈教的那些苏联的学生，他们在外国杀死无冤无仇的人，这已经足够让你们的教导化为灰烬。我们是凶手，爸爸，你知道吗？” 我父亲哭了。许多人从阿富汗回来就获得了自由，但也有特例。那时在阿富汗，一个年轻人教训我：“你是个女人，你懂什么战争？你以为成千上万的人是怎么死的？和书里和电影里一样？昨天我朋友被杀了，他脑袋中枪，然后还跑了几米，想去接住被打出来的脑子。”

七年后，同样是这个人，已经成了一个成功的商人，喜欢四处讲阿富汗的故事。他说我：“你干嘛把书写成那样？太吓人了！”他变了，不再是以前我在死人堆里遇到的，二十岁的怕死的年轻人了。

俄罗斯文学之所以有趣，是因为它是唯一能讲述一个大国实施一场实验的文学。我常被人问：“为什么你总是写悲剧？” 因为这是我们的生活。虽然我们现在生活在不同的国家，但是红色的人无处不在，他们来自于过去共同的生活，带着共同的记忆。

很长一段时间，我都抗拒写切尔诺贝利，我不知道该怎么写，用什么工具，从哪入手。我们这个位于欧洲角落的小国家，以前一直被世界所遗忘，突然之间，人人都在谈论它。我们，白俄罗斯人，成了切尔诺贝利民族，成了第一个触碰未知的民族。人们这才明白，除了共产主义、民族主义和宗教主义的挑战，前面还有更普遍的、更凶猛的问题等待着我们。切尔诺贝利之后，我们已经隐约看见了。

我记得一个老出租车司机，因为鸽子撞上挡风玻璃而绝望的叫骂：“一天撞死两三只！” 报纸上却说情况都在掌控之下。和阿富汗一样，切尔诺贝利把我们造成了自由的人。

帝国的没落令所有人疑惑，人们为日常生活发愁，拿什么买东西？怎么活下去？相信什么？这次要喊什么口号？如何学习不再依靠伟大的思想活下去？最后一个问题对所有人都是陌生的，因为从未这样经历过。红色的人面临成千上百的问题，而答案需要他们自己寻找。在获得自由的头几天，他们感到前所未有的孤独。

我四处全是心慌失措的人们，而我聆听他们。

我和尚的日记：当帝国崩塌的时候，我们该怎么办？过去，世界是分割开的，是刽子手和受害者的，是兄弟和姐妹的，是战争的，是选民的，是嫉妒和……是技术和当代世界的一部分。我们的世界也分为两类：被监禁的和那些监禁他们的人。今天有斯拉夫派和西方派之间的分别，有法西斯叛徒和爱国者之间的分别，还有谁买得起和谁买不起之间的分别。对于后者，我会说，对追随苏联社会主义的人最严酷的折磨，因为就在不久之前，还是人人平等的。红色的人无法进入自己餐桌旁憧憬的自由世界。俄罗斯离他而去，他感觉一切都被夺走了，他感到屈辱、愤怒和危险。

我在俄罗斯各地采访，听到了各样的言论。“俄罗斯人并不想真的致富，他们甚至害怕它。俄罗斯人想要什么？只有一件事：谁都别富起来，不能比他自己富有。这里没有城市的人了，但还有圣洁的人。俄罗斯人不懂自由，他们需要哥萨克和鞭子。没人有精力再搞一场革命了，也没有精力疯狂了，我们丧失了这种精神。现在的俄罗斯人需要那种令人不寒而栗的思想。”

我想说的，我们失去了1990年代本该永远的机会。问题出现了：我们应该拥有什么样的国家？强大的还是令人尊敬的？让人们能体面生活的？我们选择了前者——强大的国家。我们再次活到了权力时期。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打，那是他们的兄弟啊！我的父亲是白俄罗斯人，我母亲是乌克兰人，很多人都是这样。现在俄罗斯的飞机又在轰炸叙利亚。充满希望的年代被一个充满恐惧的年代取代了。这个时代转身，倒退。我们生活在一个二手时代。

我有三个家，我的白俄罗斯祖国，它是我父亲的祖国，我一辈子都生活在这里。乌克兰，我母亲的祖国，我出生在那里。以及俄罗斯的伟大文化，没有它，我无法想象现在的自己。这些对我都很宝贵，但是在今天，我们已经很难再谈爱。我发现了一遍的风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