翻电Special 克服激进主义 III：激进主义的演绎 VOL.44
大家好，欢迎收听飞兰电台，我是李厚辰。
这个是我们激进主义小专题的第三期。
那在上一期节目里面，为了说明什么是激进主义，我们把零零种种的激进主义收敛到了一个共通的主张之上，就是苦乐同志，善恶同志。也就是说，这个世界上好和坏是一种数量的差异，就比如说饥饿与饱足，就是你进餐数量的差异；贫穷和富裕当作一种可以计算的善恶观。因此在这种情况下，讲与乏也是同指的，本质之上没有很大的区别，讲和乏是一样的。这是一种激进主义的核心。
在这个核心观念之上，我们能够看出休谟的哲学理论以及功利主义，可以说是一切激进主义的一种核心观念。在这个基础之上，所以说激进主义的整体世界解释，我们在第一期所讲的整体激进主义的解释，就能够变成对于痛苦来源的根本克服。这是我们上一次去讲的。
我们上一期之所以这样去讲，是因为各式各样的激进主义，他们对于政治、经济、文化都有各自不同的解释和观点，为什么能够把它们都当作激进主义看待呢？这就是一种往回的一种解释，我们解释到他们共同的一个基准点之上。
但是这么一个解释，我相信很多人会觉得相当的偏颇，或者相当的狭隘。就为什么会把所有的激进主义全部放在这个苦乐同志的基础之上来看待呢？
那么今天，我们就反过来，从这个苦乐同志或者善恶同志往上，我们就沿着休谟的理论往上来看。如果我们接受苦乐同志之后，休谟是怎么一步一步把它从一个最基础的认识论变成法律、政治以及正义基础来看待的？接受之后呢，我们会有什么样一整套的看法？所以我们今天来做一个这样的工作。
所以我们上一期把它收敛到苦乐同志，这一期我们来看看，我们沿着休谟以及休谟当年所有这些功利主义者和激进主义者的思路，它能不能再变回到我们零零种种的这种激进主义思潮？
所以在这个过程中，我们也能够更好地把握激进主义思潮种种不同的基准点和基础的信念，和它基础的认识，也能够在我们各自的生活中去对它给予一些解释和解决。
所以本质上我还是说，我们这个节目讲激进主义专题，不是说这个世界由三分之一激进主义、三分之一自由主义、三分之一保守主义者构成，我们现在要去把这三分之一激进主义者干掉，不是这样的。我们主要是做两件事，我再重申一下讲这个专题。
第一，因为我们说现代性是一种激进主义的认识，所以现代是一种激进主义非常流行的时代，我们要去克服我们自己身上的激进主义，这是其一目的。
其二目的，我们要反对现在网络上的激进主义表达。为什么呢？因为网络上的激进主义表达会促使人们在遭遇纠纷、遭遇矛盾解决的时候，拥有一种错误的、毫无帮助的心态。这个到今天解释到最后，我们还会详细拿一个例子来讲。
所以本质上，我们为什么讲激进主义，以及我们从上一期收敛到苦乐同志，以及这一期从苦乐同志往上，基本上就是说明白这么一个事。
好，我们现在开始。
那从上一期的节目之上，其实在评论里就能看出，很多人对于幸福生活就是痛苦的克服这一点是很认可的。当然这个我也能理解，这也是我们为什么说现代性本身是一个激进主义思潮结果的一个原因。
因此在这个程度上，你都很难想象，我设想我的生活目标，或者我平时生活做决策，不从快乐和痛苦来设想，还能怎么想？你很可能都很难去这么设想，这也逐渐激进主义之根深蒂固。
但是在今天正式讲之前，我还是希望我们能有一些不同的想象，就是说，如果不是激进主义，还能怎么样？导致大家在之后接着去听今天内容的时候不必想，这不就是唯一的可能性吗？对，我们去想还有别的可能性啊，生活不止可以这么去设想，我们举两个例子。
第一个我们举个稍微学历点的例子，就是不从快乐和痛苦设想，人做决策还能怎么想呢？最简单，我们之前讲过康德的内容，其实如果你知道基础的思想是，你能知道，康德的道德律令就会认为道德律令来自于实践理性的一个自我要求，这个自我要求根本不以痛苦和快乐作为基准。就是我们通过道德律令推出了不可撒谎，不是因为不可撒谎可以更容易获得别人的信任，因此更容易与他人合作。因此我们并不是说在一个人人互相信任的社会我们不撒谎，就反过来呢，即便我们落到一个如果不撒谎就要遭厄运的社会依然不撒谎，也就是不撒谎作为一个理性推出来的自我要求，它并不建立在任何快乐和痛苦的基准之上，这就是这样一个自我要求。
那你可能会想，这个听上去依然非常理论化，想象不到我们在实际生活中来怎么设想一种类似道德律令的方式。其实以前我们是讲过的，就以前我提到由于现在外卖送餐员这个工作是一个剥削程度非常高的工作，所以说我觉得每个买这个外卖的人都应该强制打赏，就我自己也是这么做的。我现在如果不得不订外卖的时候，每次收到外卖，我就会打赏他10块钱。
那这10块钱与我自己的快乐和痛苦没有任何关系。首先好像这个打赏是必须在收到餐点以后才可以打赏的，所以说打赏这个事和他能不能更重视你、更快速给你送没有关系。其次一般打赏完之后，我已经不知道打赏多少次了，我相信1000块钱可能是花了的。就这么长的时间，其实也只有一个送餐员给我发短信说谢谢你啊之类的。所以强制打赏这个事呢，就是我对自己的一个律令式的、道德律令式的自我要求，这个东西与快乐和痛苦是没有任何关系的。
当然，我们总能听到一种反驳的方式说，你这么做也是快乐啊，你这么做不就是一种让自己快乐的方式吗？这就像我们说很多人做慈善，就是说他做慈善，你看我们有两种做慈善，一种是大张旗鼓的做，我们可以说这个人通过做慈善获得了名利，很多人是这么做的。但也有很多人悄悄的做慈善，我们说这两种人其实一样，前者通过名利获得快乐，后者虽然是悄悄的做，没有获得名利，但是也是一种自我回报，让自己快乐，说到底好像两者也都是快乐，要么呢，别人回报你，要么呢，自己回报自己，这两者之间巨大的差异就被抹平了，这本身是一种很大的混淆。
第二，更重要的，这对休谟的原始理论是一个很大的反叛。啥意思啊？我们是从一切观念都比不上直观的快乐痛苦来到这的，这个时候如果可以自我回报，说明这个自我回报与任何外部刺激和他人无关，这完全是自己的观念对自己的刺激。如果你们还记得的话，整个激进主义观念从牛顿力学那里来，就是说明外部讲诚，外部刺激带来的快乐痛苦的力比起自我观念要强，观念是对于印象本身的一种模仿，是一种比印象的力度要弱得多的一种东西。
所以说站在休谟的观念之下，包括一会我们就会讲到休谟观念往下讲，就会认为人是必然要受到讲诚、受到快乐痛苦的决定的，这个在我们的俗语里面叫做屁股决定脑袋，或者立场决定主张啊等等等等的东西。也就是说我们会认为人的观念再强敌不过他能够受到的奖励和惩罚等等的东西，是不可能的。
因此如果你在这儿认为一个人自我的回报，一个人悄悄的做慈善，他的自我回报竟然强到一个人做慈善得到的所有那些这个名利奖赏和他人的赞许，如果你要这样想象的话倒还好了，你这样想象的你就克服激进主义了。你如果这么去想，你如果真的这么相信的话，实际上你就相信人是有自由的，人是能够因为他的理解去做自己的决定的。
当然我会说，这个东西看似没那么的蛮，就是接受这个观点很容易，但是是不是真的接受啊？你可要好好去想一想，一会我们说到那儿，你会发现这个东西没有你想象中那么容易去接受。
好，这是第一个，我们举了康德道德律令的例子来想象人设想自己的生活目的等等，很多时候是不必以快乐和痛苦作为基础的。
第二我们来看看这个保守主义者和自由主义者可能会做的一些选择，能不能被放到快乐和痛苦之下考虑，其实也很困难。比如说自由主义者，自由主义者非常强调宽容多元，道德多元主义是他们的一个主张。在这个主张之下，少数群体的利益自由主义者非常在乎，就像去年CK有一个颇具争议的广告，是用了一个变性黑人大码模特去做的。那假设因为如果它是个商业广告，你说CK为了这个是谋商业的利，好我们不管，我们就管这个广告公司的一个员工，或者CK里面不是CK的直接股东，他们反正拿工资嘛，CK卖多卖少和他没关系，那他们为什么要做这么一个广告呢？假设他是个很有可能这些人是白人异性恋，对吧，就白人异性恋主要在这行里面做，那他们为什么会去考虑一个变性黑人大码模特的权益，这种少数群体的表达，对他们来讲，你说这个有没有实际的快乐和痛苦呢？实际上是没有的。也就是说自由主义者很多时候非常在意少数群体的权益，而这种权益的在意呢，对他们自己的快乐和痛苦是没有关系的，这是一种。
那么再说第二个，很多父母，就中国的父母，对子女的结婚生子是有执念的，对吧，希望子女结婚生子。你说是因为这些父母不知道结婚之后会产生这婚姻的纠纷，不知道养孩子很麻烦吗？他们当然知道，就是由于现在这些孩子跟父母的关系，他们这个父母难道不知道养孩子有很大的问题吗？也就是说，在这些父母看来，结婚生子这个事儿有远远大于简单的快乐和痛苦以外的价值，对吧？我们管他叫人成长的价值，什么这些词汇不重要。也就是说对父母来讲，结婚生子不能够简单的纳入到一个快乐和痛苦的考量之上来。
那很多年轻人他自己不愿意结婚或不愿意要孩子要丁克，他是从一种功利型的考虑上去做的，因为这个财务的支出太大，或者对自己的生活的干扰太大等等等等。但对父母来讲，这个东西是超越快乐和痛苦，或者超越消除伤害这么一个目的的。
所以我们用康德的道德律令、自由主义者对于少数群体权益的在意和父母对于结婚生子这种生活形式的这种东西，所以我们能看到，确实不是人的一切行为都可以放进这个伤害消除这个世界上去看待了。很多人确实持有减超越快乐痛苦衡量的这种主张的东西。
当然这种主张一样可以被激进主义者纳入到他们的框架之下，去做他们的考量。比如说激进主义者会认为父母对于子女的干涉是站在父母自私的父母的那种认可的之上去做的，他已经并不适应这种已经发展的社会，这个我们一会再说。
所以最开始，我们给了一些例子来说明我们完全可以超越简单的快乐和痛苦来看待我们生活中的抉择。
好，我们现在还是回到激进主义者的主张，来看在激进主义的框架之下，我们怎么从上一期我们收敛到的苦乐同志变成一整套反推回这些零零种种的激进主义主张。
那么我们就从休谟来开始。休谟在翻天2.0第一章的第五期，其实我们已经比较详细的讲过一次了。今天的内容和那里面有一些提炼的关系，但是也有一些新的东西。
休谟的哲学思想确实是这种激进主义思潮的开端，因为休谟的哲学思想对这个激进主义的万法归宗，这个功利主义有非常非常大的这个影响。而且我们可以看到激进主义的其他主张呢，基本上可以说是功利主义的一些变种，不管是我们能想象到的马克思主义、想象到的工业党农业发展、想象到的激进女权等等等等，实际上都与某种功利计算大有关系。
当然在功利计算之外呢，他们也吸收了休谟一些，不能说吸收啊，这不是一个主动行为，他们也是从休谟很多的政治与法律主张上发展而来的。
但首先要说，休谟不是一个离经叛道的人，休谟不是为了我要打碎一个旧世界创造一个新世界的目的来展开一种新的认识论尝试的，不是。休谟其实是为了解决他当时代的问题。休谟所在的时代呢，这个宗教战争，天主教与新教打得不可开交，宗教战争对欧洲带来了极大的伤害，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人们都特别希望我们到底有什么方法能够弥合不同的价值观念之间的分歧，让不同的价值观念之间能够形成一定的融合。
这里面的有两个方法，第一个方法与自由主义高度相关，我觉得他跟福尔泰的想法的高度相关，我们知道福尔泰写了一本《论宽容》，这个是跟这个自由主义相关的一本书。这是第一个想法，第一个想法，这个宗教的价值观争端怎么办呢？用宽容去解决。
第二个想法呢，就与牛顿大有关系了。我们说过，就是牛顿将所有的物理世界的性质差异完全抹除了。这什么意思呢？我举个最简单的例子，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体系会认为重的小球比轻的小球下落速度快，对吧？就会认为如果有个比萨斜塔，我们在比萨斜塔上扔下一个重的球，扔下一个轻的球，这个重的球呢会先落地。当然这个想法是错误的，但是呢，这个想法确实认为轻和重不仅有质量差异，还会带来性质的差异，这个是亚里士多德物理系统的一个非常重要的认识。
但是虽然，伽利略并没有在比萨斜塔做实验啊，这应该是后人附会的，但伽利略当时应该是做这个斜坡实验，我们就知道，这个斜坡实验能明白重和轻根本没有任何性质的差异，仅仅是数量差异而已。
在这样的一种思维之下呢，牛顿用力学统合了几乎所有物理世界的性质。从今以后，物理世界的所有性质之间都仅仅有在力学的角度之上力的大小或者对于力的度量的差异，而没有任何一种实际的性质之差了。这个东西对这个社会领域有很大的促进和有很大的这个启示和启发。
如果社会领域我们也能想到一个方法，将所有看上去性质截然不同的差异主张价值变到同样一种可衡量的基础之上，是不是这个欧洲宗教矛盾就能够得到解决呢？所以最开始的人，就除了宽容以外的路下就是看能不能用牛顿的方式，也用一种还原论来解决这个问题。
这样的思潮最终通过休谟就变成了功利主义。但我举个更直观的例子来看，我们之前也讲过，就是休谟之前有一位英国思想家曼德维尔，曼德维尔写了一本书叫《蜜蜂的预言》。
这个《蜜蜂的预言》很简单，他讲了两个蜜蜂王国。第一个蜜蜂王国里面每一个蜜蜂都非常的节俭、非常的自制，但是集合起来这个国家非常的贫弱，因为没有需求嘛，这个国家的物资也很贫乏，经济也发展不起来。第二个蜜蜂王国里面每一个蜜蜂都特别铺张、特别浪费，但是就因为此这个地方需求都会旺盛，导致经济特别繁荣，物产也特别丰富。
所以曼德维尔在这里要说的就是看上去这是两种性质截然不同的道德，一个呢是勤俭，一个呢是浪费，但实际上我们有一种还原的方式来评价他们的好坏，就是实际财富的多寡。而且这个东西的革新性就在于我们能够看到一种所谓的美德在实际财富多寡之上相反带来评级，而一种浪费的性质呢在实际财富多寡之上相反会带来繁荣。
所以曼德维尔这个思路，首先是把道德模糊，将道德性质判断转化为基础的财富数量，就这么一种方式。这个已经能看到很多，当然休谟受到曼德维尔的影响也挺大，能看到很多这个休谟观点的影子了。
所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已经把性质截然不同的一种美德和一种恶行转化为一种可以在同一个条件之下衡量的一个东西了，这个能看出很多雏形。
那我们来讲讲休谟，就今天我们讲的休谟内容呢，其实都来源于《道德、政治和文学论文集》。最简单，就像我们之前讲过的，在休谟这里，一切美丑善恶基本上都可以化约为快乐和不快乐。而快乐和不快乐呢，也与外部刺激物直接相关。也就是说，人啊，究其根本，就其根本还是受到刺激的影响，受到这个快乐与痛苦的影响，而不是受到其观念的影响。
因此，这个快乐与不快乐是同志的，这个就是上一集我们讲的那个核心，苦乐同志。
好，今天我们就开始从苦乐同志反推。在人接受基础的感觉是最强烈的、最真实的，一切所谓的观念都不如快乐与痛苦真实，就人的快乐痛苦是一切东西的根源和真实的经验主义等等等等，你叫什么都行。
很快，休谟就有一个推论，这个推论叫做narrow bonds of human understanding。这个意思是什么？也就是说，人的理解与实际经验的关联是很弱的，言下之意就是说人的理解决定不了他的经验。
也就是说，如果站在休谟的思路之上，一个富豪捐了很多钱，默默无闻的捐，他那个财富削减对他带来的痛苦会远远大于他脑子里的理解对他带来的快乐或带来的任何东西，就是那个理解是一种narrow bonds，它的关联是很弱的，它是一种很偏狭的关联。
这里面就是说人的品性与人所处的情况、情势和情境必然相关。在这里呢，我们就可以说，当一个人势必受到快乐与不快乐，他的生活是受到快乐与痛苦的决定的时候呢，我们就可以说他基本上我们可以说他屁股决定脑袋，最简单就这么说吧，就是说他的理解会一定受到他能够接受讲诚的影响。这也是我们今天很多人、很多既定主义者都相信的一点，也就是说，比如说如果我们相信既得利益阶层一定一旦既得利益，不管他既得利益是在一个资本的关系之中资本交易工人的关系，还是在性别关系中男性与女性，这个既得利益者都绝对，如果没有外界的刺激给予他限制，对他施予惩罚或剥夺，他是不会有自主改变的信念的，良知等等啊，对这个东西不会产生什么影响。如果你持有这样的想法，当然很多人都持有这样的想法，这就是一个narrow bounds of human understanding的想法。
好，在这个想法之下呢，休谟进一步推进，就推进到一个非常重要的结论了，是什么呢？就道德和规范的生成论，这是啥意思啊？在休谟看来呢，道德是一个artifact，就是道德是一个人造物，这个道德是个人造物就非常重要了。
就比如说，如果你问柏拉图，道德是什么？那道德在柏拉图看来，道德跟道德有最大关系的是绝对理念世界，对吧？理念决定着道德。
那比如说，你问一个基督徒，道德是什么呢？这道德当然跟上帝的存在高度相关。你问一个汉代的儒学家，道德是什么呢？道德当然与天道高度相关，对吧？也就是说在很多很多情况，当然你说你问自然法学者，道德跟人的自然必然性等等等等的，就很多人都相信道德与一种超越人的经验的根本秩序有很大的相关性。比如说，如果你还相信道德直觉，那道德直觉跟美的关系呢，那也是超越人的经验的。
但休谟完全不这么想，在休谟看来，道德和规范是一种人造物，造来干嘛呢？造来让人拥有更多的快乐而减少痛苦。也就是说，在休谟看来，这个人为什么很多人会锻炼出一种无私的心态呢？那就是因为人啊，如果能够有一些无私，他就能够润滑他与他人的合作，因此人与人之间合作的效率会增高，他们是为了合作来产生无私的。
但这个东西也不是什么太新鲜的理论啊，整个演化论、社会达尔文主义都相信道德与规范是人造物，是人的生成，生成的根本目的还是为了快乐和痛苦。因而道德和规范仅仅是工具而已。
我们也经常听啊，在马克思主义里面说法律是统治阶级维护统治的工具，宗教是统治阶级麻醉人民的鸦片。也就是说，道德和规范就是统治阶级发明来维护他们自己快乐的，然后激进女权就会认为今天我们社会的很多规范文化是父权制发明起来奴役女性的工具等等等等，这就是道德和规范的生成论。道德和规范就取决于定立道德和规范的人是谁，他们以此种方式定立道德和规范，究其根本还是为了满足他们自己的快乐和痛苦。
当然这是一个不是什么太新鲜的想法。在这个想法之下呢，我们就知道所谓的休谟之差，对吧？休谟之差呢，就是说应然与实然并不等同，有双向的意义。
第一个意义也就是说应然的道德律令不是从不是道德律令就不是律令，就应然的这个人造物道德不是从实际的善中推出的，应然与实然是有差的，虽然在应然那里我们把它称为善，但在在实然这里它就仅仅是快乐而已啊，它并不是什么善，应然与实然是两分的。
第二，应然也决定不了实然。也就是说，现在我们虽然有一个法律，但是如果有人靠违反这个法律能够得到更多的好处，他也一定会这么做的，马克思不就经常这么想吗？只要这个利润到了，杀头他都行。也就是说，我们所定立的任何因然规范对人具有非常有限的约束力，就是规范对人的约束力很弱的，什么是强的呢？当然就是讲诚对人的约束力是强的。
因此呢，这就是休谟对于道德系统起作用方式的一种论述。
OK，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真正起决定作用的是什么呢？真正起决定作用呢，就是社会现实。在休谟的自己表述里，将它表述为人受到他自己的需要或与他最亲近人需要的决定，其次就是资源的稀缺，并不存在充足的资源可供人们去满足每个人的欲求和需要。
所以说休谟说人之心智的特征是它与外部物体情势的结合。人的心智这些特征就是自私和有限的慷慨，至于外部物体的情势就是它们容易发生变化和转移，以及它们与人们对它们的需求和欲求相比呢要稀缺很多。这就是休谟所认为的这种根本的近况。人都是自私和有限慷慨的，人所面临的外部情势是很容易发生变化和转移，因此是稀而不是因此，而且是稀缺的，这些东西决定着人的行为，决定着人的快乐与痛苦，也决定了人以什么方式生成道德和规范。
所以说休谟对于法律、政治体制就是这样一种态度，这就是由人们为了满足自己的快乐和痛苦在人与人互相的融合之中形成的一套规范。
在这个规范之下，休谟对于人的判断力是高度怀疑的，也就是说，人在这里面能不能得出符合整体需要的，就人有没有能力设计出一套符合整体利益的规范和美德是很难的。
你看，在曼德维尔那边也是一样，对吧？就曼德维尔那边认为如果你想象很多美德，什么情谨呀、无私啊，对整体没有好处。所以你看，这个时候有一个古典自由主义的开端，就是说人啊只要每个人顾及他自己的利益，只要合在一起这个社会就能变好。这就是对人能够有超越自己厉害去设想整体社会的一种整体的怀疑，这个怀疑呢在休谟这里就有。
但为什么我们说休谟是既定主义，亚当斯密不是呢？就是亚当斯密写的《道德情操论》，这是我们上次说过的啊。
好我们转回来说，休谟对于人的怀疑。所以说休谟就会认为呢，人啊当然会在多数场合之下根据他的判断来行动，但是如果人并不受到一些不变原则的约束，那么人们的这种做法就会在人类社会中产生无穷的混乱，而且人的贪心和偏思也会立即使整个世界处于无序状态之中。也就是说，人如果靠他自己的理解去做事的话，很可能整个世界会处于无序状态之中。这是一种反围理论，反笛卡儿士的那种理性主义啊。
因此，好重要的来了，这是一个重要的来了。
你看啊，我们之前说人必然受到快乐和痛苦的挟制，因此他关键的理解对他的实际影响力是很弱的，所谓的narrow bond of human understanding。因此呢，人的道德和规范就是一种深沉的人造物，这个人造物呢是为了维护他们所能够得到的快乐和消除他们的痛苦。而社会现实是一种阴然是一种实乱关系而不是阴然关系，这取决于人是自私和有限慷慨，并且呢他们能够面临的外部外部环境是高度稀缺的。
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休谟走向了和曼德维尔相关的一个结论，这个结论对于激进主义非常重要。正是这一步促使我们，我们能够从善恶同指或者乐苦同指推到现在零零种种的激进主义，这个是什么呢？就是系统全局论。
也就是说，对于休谟来讲在一个细节之处或者在一个局部的善恶这事不重要。正如曼德维尔所言，一个局部的善对于整体可能是坏的，而一个局部的恶对于整体可能是好的。因此在最局部的这种个人好恶快乐和痛苦的这种决定之中，在什么环节我们能够看到它是整体是好是坏呢？就是这种系统的全局观。
因此，休谟这样描述他所认为的社会制度，他说那种从好的法律中所产生的有益结果并不源出于每一项单独的法规，而是源出于整个法律方案或法律系统，或者源出于所有社会成员或绝大多数社会成员所同意的整个法律方案和系统。
因此在许多情形中个别法案所导致的结果会与整个行动的结果相抵触，尽管个别法案所导致的结果有可能是极端有害的，然而整个行动的系统结果却是最有益的。整个行动系统之所以能够带来益处，完全是因为人们遵循一般性的规则所致。因此如果因个人性格或所处环境的问题而导致的麻烦和不便都能够据此得到补偿，那么整个行动系统便是完整而充足的。
所以说，你看在休谟这里有一个极端的个体的和一个极端整体的。在极端个体这里，它受到快乐与痛苦的下制，它是自私而有限慷慨的。在什么地方我们完成这个完整的善？是在这个极端整体之处。就因为如此，这个极端整体的善在很多个体细节之上看上去会是非常荒唐的，这个呢是激进主义者非常愿意接受的一点，也是因为此激进主义者容易提出特别离经叛道的激进观点，因为在细节和局部处的不尽人性、荒唐和极端有害会带来整体系统的好，这是激进主义非常重要的一个来源。正是因为我们不相信局部的善而相信形成的整体善。
所以说在这个情况之下，休谟有一个非常强的主张也是一个很极端的主张，很难想象休谟会有这样的很极端的主张，就是休谟对于社会规则的规范是一种应援则，里面要排除具体的情况和常识。
这话是这样说的，休谟在《论政府的起源》里面有这么一句话，他说对行政官员必须予以最密切的监督，必须根除所有自由财量权，而且还必须根据一般且不变的法律来保障每个人的生命和财产。除了法律明确规定的罪行以外，任何其他行为都不得被视作是罪行，这个是一种自由主义想法。
我们回到休谟为什么说自由财量权必须彻底根除，他是这么说的，休谟说所有一般性法律在被适用于特定案件的时候都会遇到某些不变，这个我们也知道，对吧？一般性的法律遇到特定案件的时候就会出现跟特定案件的情况相冲出的地方，因为我们的概括系统是不可能穷居所有我们遇到的境况的。
好，一般在现实社会中我们怎么做呢？我们就赋予一定的自由财量权，让行政人员或者司法人员能够在一定的原则之下在细节处通过自由财量得到妥协，得到双方的沟通，建立一种合作的可能性。但休谟认为这绝不足取，不足取的原因是因为两点。
第一，必须认识到这些不变比那些因为每个行政官员掌握完全自由财量权而带来的不变少很多。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这又回到我们的人的怀疑啊，我们不相信人在得到自由财量权的时候能够做出整体对整体有利的决定，就是因为他不可避免的会受到快乐与痛苦的影响，不可避免的会受到他自己现实的影响。所以说即使给他自由财量权，我们也不能相信他能够做出一个对的决定，这是第一。
第二，我们必须认识到这些一般性的法律所带来的不变从整体上讲也是最少的。也就是说，虽然这些一般性的法律条款如果不给自由财量权必定跟每一个事实都不相符，但是我们把所有这些不相符和不方便加起来整体上是最少的。
这是不是一个极其极其功利主义的想法？
好，这个到我们的生活中是什么样的？比如说这里有一个很开明的企业家、很开明的资本家，假设他在跟他的工人正在谈判，也有很多其他的工人面临同样的情况，那么我们能不能在这个场实现一种微观的公正和一种微观的妥协，让这个场的工人和老板达成一个一致的协议呢？不能。就是因为这么做你还是不解决的，这是激进主义的想法。这么做你依然不解决一个整体的问题。如果你这么做的话，整体的剥削情况依然没有得到解决。
那对于女性也一样，很多女性说OK，我们当然承认在这个社会上有女性有这个良好的家庭，有爱她男朋友，有爱她的丈夫，但是不能因为有这种局部的例子我们就要求每一个女性去求得局部解，绝大多数女性依然应该返回反育，因为在这个情况之下得到总体的不变是最少的，这就是他们的主张。
当然还有很多其他的主张，比如说科学主义者会认为确实在一些细节的地方过去的那些方法，中医啊等等方法可能是有用的，但是对他们以一刀切的方式最好的，因为总体上加起来来讲他们产生的问题是最少的。而且即便如此，在绝大部分情况之下他们得出的答案或者他们给出解决方案，我们刚才所例取的一切也都是不好的。
所以说我们能够发现怎么怎么来的呢？我们从这个善恶同指，也就是说整体快乐不快乐是一样的，就是数量差异而已，到这个人的理念对于人的行为是一个很偏狭的一个连接，究其跟本人还是会受到快乐和痛苦的挟制。到在这个基础之上，我们社会的道德和规范呢就是为了让他们来获得更多快乐减少痛苦的一种人造物。到这种人造物其实也无法对人得到完整的约束，只要快乐足够多，就是回报足够多，他也是会去选择违反这些规范。到因此在社会现实之中，我们并不相信一个人在局部甚至在局部他能够做出一个好的判断。到即便局部能有好的判断，他对于这个系统整体也可能是有害的，就是曼德维尔的观点。直到最后我们应该去除在公共政策之上啊，在公共规律之上去除这种自由裁量权，以一种比较硬性的排除尝试、排除具体条件的规范去使用、去应用，因为这样的规范所带来的不便从整体上讲会是最少的。
所以这种系统论的、全局的原则性的是休谟这个理论应用到法理学和政治理论上的一个结果。这个呢，我们其实经过这个部分啊，我们已经能看到我们上一期所收敛的那个善恶同志在休谟这里是一步一步如何又变成了零零种种的激进主义的。
好，那当我们看到了所有这些激进主义之后，我们就来看看为什么在这个视野之下所有痛苦都是外申的。上次我们讲，激进主义者讲求这个善恶同志，因此激进主义都要提出一种promise，就是所有激进主义主张都认为我们这个主张可以根除痛苦。而根除痛苦呢，是靠解决带来痛苦的外部要素，它可能是一个人群，可能是别人，是一个另外一个国家都行来解决的。为什么在他们的视野之下这个痛苦是外申的呢？因为我们都知道啊，很多别的想法这个痛苦是内申的，比如说佛教，这个佛教徒如何看待痛苦呢？那是你自己的贪嗔痴去决定的。就比如说纯自由主义，怎么看待痛苦呢？是因为你不努力，你能力不够，对吧？
那么为什么在激进主义者之意痛苦变成外申的呢？那我们先举个自然界的例子，再举很多实际生活中的例子。
你看啊，这个自然界有食物链，比如说豹子吃羚羊，假设啊这个羚羊的死亡是一个坏事，我们为什么从来不说这个羚羊死亡是因为羚羊跑得不快呢？而我们说这个羚羊的死亡是因为豹子要吃它。就是因为豹子和羚羊在食物链上是一个单向度关系，对吧？一旦这个单向度关系的理解和世界观建成了，我们就有把握的说这跟羚羊跑得快不快没关系，究其根本这是由豹子构成的。
好，我们举实际生活的例子，苹果在中国呢有这个代工厂帮他组装这个手机和苹果的各个产品。苹果呢也在中国卖这些东西，所有这些都是合法合规的，而且苹果这可能还比其他的公司不管在这个环保上啊还是在各种合规上都做得更好。这个改变苹果公司是一个剥削者吗？在很多人眼中啊并不改变。是因为你虽然在中国组装、在中国售卖，但是中国的组装厂在整体利润之中只拿了很少的一部分，绝大部分利润还是被苹果公司带到美国去了。我们把这个称作产业链优势啊、剪刀差啊，什么都行。因此苹果在中国任何的合规并不改变在国际竞争格局之中苹果是一个剥削者的实质。
好，第二，假设现在那个老板啊，这个老板符合劳动法，帮员工交足五险一金，也符合这个最低工资标准，从来不拖欠工资，改变他是一个剥削者的实质吧？不改变。因为在一种马克思主义理论之中这个老板依然掌握了生产资料，在这个企业的利润分配之上他依然占据主导，他所获得的企业的剩余价值依然大于这个企业中的任何一个个体，所以总的来说他依然是一个剥夺者，他的任何合规、任何细处对员工的温暖和关怀都不改变他是一个剥夺者的实质。
那第三，假设啊假设我国完全符合WTO的条件，其实不是啊，假设我们完全符合这个条件与美国开展贸易，改变着Donald Trump的脑中我们掠夺美国劳动机会吗？不改变对吧？因为我们是贸易顺差国。那贸易顺差国从最简单的重商主义来看可不就是劳动机会从美国流向中国吗？因此不管你多合规，不管你在细节上做得多好，依然改变不了你在掠夺他劳动机会这样一个判断。
那么假设男性与女性在这个职场上很多外部条件上都是公平的，这改变男性是既得利益者的现实吗？也不改变对吧？因为男性不用去育儿，不用承受怀孕过程和这个育儿过程中对于工作的影响，所以男性依然是一个既得利益者。当然我知道很多人现在就要想啊，让男性休产假、婚假，这对没那么简单，我们也不必快速跳到这种对这个问题的探讨之上。我们在这里只是在说啊，通过以上所有东西的列举我们再看为什么在激进主义者来看痛苦一定是外生的。
就是因为激进主义者有一种现代现在我们所存有秩序的生成论，在这个生成论之中呢一定有一种非常单向度的剥削关系，或者一种非常单向度的伤害关系。你看在这个关系之下激进主义者从来没有怀疑过自立。也就是说我们不是说我自己的痛苦啊来源于我自立过多，不管是我还是我的竞争对手，自立都是非常正常的，人就是要自立，自立并不是问题。
在这里面中国掠夺每个的狼机都会，老板是个剥削者，苹果在产业链上是剥削者，跟苹果有没有剥削动机，这事儿没关系，没有什么关系。这根本上是一个生成论的解释，是一个全局性的解释。那苹果是一个剥削者，这是由比如说这跟二战就有很大的关系啊，因为二战美国得到的伤害比较少，因此在战后美国发展很快等等等等啊，不管怎么说它是来自美国在过去因为自立的原因所生成的一个结果，它是一个产业链利润分配的全局性解释。
因此在这些视角之下人的自立动人的自立啊人的动机啊并不是那个真正问题所在。这个真正的问题并不由谁的意志和判断决定，而是一种客观的历史过程，一种客观的力造成了当前一种客观的结果，这个客观的结果呢就是今天的一种用刚才休谟的话说，